上海五種主要債券的平均市價急跌到票面值的60％以下，到12月，所有公債只有在低於票面值40％的條件下才能成交，跟戰前的9月1日相比，它們的價值跌掉了一半。上海的銀行家們在這次恐慌中損失幾億元，有兩家銀行因此倒閉。

1932年1月初，財政緊張的國民政府突然宣佈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債券的本息，這如同火上澆油，13日，上海各銀行出現了擠兌情況。當時銀行的儲備金中，60％是現金，40％是保證債券，而且絕大多數是之前被認為一本萬利、如今大大縮水的公債。擠兌一旦成為風潮，中國金融將瞬間崩盤。於是，在2月18日，政府與銀行界展開談判，宋子文提出“削減一半償付、降低公債利率和延長還本期限”等三個建議，這三條等於把公債的償付腰斬一半以上，四年前那個無比誘人的公債投資現在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巨大而可笑的騙局。銀行家們欲哭無淚，如果接受宋子文的條件，損失可想而知，然而如果不接受，就可能被擠兌風潮淹死。無奈之下，銀行家同意了這三個條件，不過他們也希望政府作出承諾，從此以後，這個條件一定不能再變更了，同時，四年內不得再發行新的公債。宋子文一口答應。後來的事實是，僅僅一年後，他的這個承諾就又隨風而逝。　電子書　分享網站

1932救亡的經濟（7）

這場金融恐慌，最終以銀行家付出慘重的損失而得以緩解，這是上海銀行界遭遇的一次新的災難。根據變更後的約定，宋子文每年可以減少8　000萬…1億元的公債償付款項—在1932年，政府的年度總收入為億元，宋子文靠一個協議就“減少”了將近15％的支出。於是最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到年底，宋子文十分驕傲地宣佈：“中華民國建立後二十一年中，政府第一次能夠平衡它的預算。”在他講話的同時，銀行家們卻只有苦笑而已，此消彼長，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與政府博弈的能力。

宋子文靠壓榨他昔日的金融界朋友們所取得的財政勝利，並沒有持續多久。蔣介石頑固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在日軍洶洶壓境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要先消滅江西的共產黨部隊，軍費開支像一個無底洞一般越來越大。1932年秋季，他調集50多個師的兵力對江西、湖南和廣東等地的共產黨根據地實施第四次大“圍剿”，誰料還是被擊敗。他自認“唯此次挫失，悽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1933年5月，他集結100萬兵力捲土重來，展開第五次大“圍剿”。這一次，共產黨領導人博古放棄了非常有效的運動戰策略，而與國民黨軍隊展開面對面的陣地戰，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被迫於1934年10月向西進行“長征”。蔣介石調集軍隊，一路上圍追堵截，必欲全殲而後快。中共中央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換下，之前被冷落的毛澤東重新掌握了領導權。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轉戰十一個省，歷經無比艱鉅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最終鑽出了蔣介石的包圍圈，於1936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界，建立了新的延安根據地。

在這場前後長達三年半的對共產黨的“圍剿”中，蔣介石政權遭到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停止內戰之聲不絕於耳。早在1932年8月，全國商界就組成了一個“廢止內戰大同盟”，並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大會。有將近500人參加，他們代表了全國72個商會、10個銀行公會、9個錢業公會、104個同業行會，此外還有11個婦女聯合會、11個同鄉會、50個科學團體和42個工會組織。大會由上海企業家王曉籟擔任主席，提出了“反對內戰是中國人民自救之路”的口號。

對於宋子文來說，他不得不為蔣介石募集更多的軍費，從第四次“圍剿”開始，每月的軍費開支就達到2　670萬元，比預算中的1　500萬元要多出一大截。因為宋子文已經承諾四年內不得再發公債，於是，錢只好從其他渠道去弄。唯一的辦法是貸款，他一方面對銀行家們的反內戰表示支援，另一方面則千方百計地壓迫他們把錢拿出來。在1933年度，他就貸款8　780萬元，這相當於以往四個財政年度的總和，剛剛持平的財政又一下子傾斜了。

1932救亡的經濟（8）

在這一年裡，企業界仍然表現出了共濟國難的覺悟。1933年1月，日軍從東北進攻山海關，繼而佔領熱河省，華北門戶大開。當時在北方抗敵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正專心“剿共”的蔣介石根本無心支援東北軍。2月中旬，北京和上海兩地的銀行家開會協商，決定暫時放棄不買公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