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而另一方面，為了維持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政府也曾經多次強行解散反日團體。

1932救亡的經濟（5）

“九一八”之後，中日雖未正式宣戰，但是已形同仇國，政府開始走到前臺，國民黨的各地方黨部都公開地參與到了抗議和抵制活動的組織工作中。抵制活動開始形成制度化，與仇日有關的“五九”、“九一八”都成為固定的抵制日貨活動日。在1932年底，國民政府宣佈下一年為“國貨年”，1934年為婦女國貨年，1935年是學生國貨年，1936年是市民國貨年，而提倡國貨的最重要主題之一就是呼籲民眾堅決反對日貨。

對於政府來說，“九一八”的另外一個結果是，關於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變得別無選擇。在過去的幾年裡，自由經濟模式與國家主義模式的爭論不絕於耳。自日本佔領東三省後，幾乎所有人都明白，中日之間，必有一戰，於是，國家存亡成了一個超乎一切的命題，國家主義的戰略成了政商共識。蔣介石在這一年的講話中多次強調，“中國之工業發展，應偏重於國防方面”，“中國經濟建設只有在軍事建設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目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一支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有統一裝備、第一流的、機動性強的武裝力量”。譚熙鴻主編的《十年來之中國經濟》（1948）記錄道，當時“建設國防經濟，發達國營工礦事業的呼聲，遍於全國上下”。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一個新的名詞“統制經濟”出現了。它強調國家力量對經濟的干預，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國營事業的擴張和整合速度大大加快。

1932年11月，洋務運動的僅存碩果之一、國內最大的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再度收歸國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在呈報行政院的報告中稱：“茲與滬上各界領袖協商，均謂非借眾力不足以恢復信用，非收回國營不足以根本規劃。”

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就對私營化的招商局窺視已久。1927年11月，政府成立了招商局監督辦公處，由交通部長王伯群親任監督，“督促董事會自動改組，重新整理整理，除弊固本，以盡扶持之責”。當時，招商局董事會的會長是李鴻章之孫李國傑，號稱“皖省首富”，因為身份特殊，宋子文等人對其下手還是頗有忌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李國傑請來同盟會的老會員趙鐵橋擔任公司的總辦，趙鐵橋在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會，曾經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的四川支部長，是一個老資格的革命家。1930年7月24日晨，趙鐵橋在上海招商局的總部大門口被刺客槍擊，當場身中數槍，不治身亡，這一血腥事件在國內引起很大轟動。據稱，實施暗殺的是當時人人聞之變色、連杜月笙都要花錢“孝敬”的“暗殺大王”王亞樵。然而王亞樵到底受誰所託，為何實施暗殺，動機一直不明。三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就作出決議，“招商局應收歸國營，關於股權債務之處理，由該局整理委員會妥擬辦法，呈請國民政府核定施行”。　。　想看書來

1932救亡的經濟（6）

到了1932年，國事緊迫，招商局的收歸很快提速。在很多人看來，戰爭時期，航運事業涉及軍力運輸等國防任務，收歸國有已是題中之義。招商局國有化後，正式更名為國營招商局，隸屬於交通部，取締了董事會制度，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和總經理制度，一切經營重回國營體系。

在《招商局收歸國營令》中，政府明確宣示，現有的私人股份將“由國家現款收回，以示優惠股東之意”。事實卻是，中央銀行為購買股權一共花了萬兩白銀，而招商局當時的賬面資本就為840萬兩，實際資產遠遠高於此數。據《招商局史》記載，當時企業僅抵押給滙豐銀行的五處房產就價值196萬兩，漢口等地的房產價值367萬兩，上海與武漢兩埠局的資產合計2　336萬兩，加上江海輪船及其他資產，招商局的總資產超過5　000萬兩，扣除債務1　700多萬兩，實際資產為3　300萬兩。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以不到1/10的價格收走了全國最大的航運企業。在過去的60年裡，招商局幾度公私易手，其產權輪迴、經營者命運跌蕩，堪稱中國企業演化的一部“教科書”。

在一個強敵虎視的時期，一國之經濟要欣欣向榮，是不可能的事情。“九一八”之後的中國便是如此。隨著東三省淪喪、對日貿易萎縮、民眾驚恐、消費低迷以及大量資金用於軍事工業，中國經濟出現了恐慌性動盪。

恐慌首先表現為債券市場的暴跌。在日軍9月18日入侵東北的一週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