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放數額躍至4萬億美元。公眾的熱情也持續高漲。貸款人為獲得了這樣一個可以迅速賣出貸款、轉移風險的機會而歡欣鼓舞。他們將次級貸款的系統風險傳播開來，提前獲得大部分回報，並回收必要的資金來支援新的貸款。這個美國乃至全球市場的巨大盈利機會將整個華爾街籠罩在歡樂的氣氛中。截至2005年，全球證券化資產的80％出自美國。

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普通家庭所要面臨的風險也日益增長。證券是一種金融產品，金融的風險性是公眾普遍擔心的問題。大多數公眾能認識到正在發生的事，但很少人能確切明白其中的原理。公司、金融機構和聯邦政府都將原本由它們承擔的風險與開支轉嫁到普通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上。一些權威的評論家認為“風險”這個簡短的詞即將成為美國政治的主要力量。但到2007年年末，政府官員、抵押貸款的貸款人、資產擔保證券的打包者和高階金融執行官們面臨著連他們自己都沒有預期到的風險：這一證券化潮流發展成了自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大的房地產危機。

對普通美國家庭而言，經濟上的不確定性和大失所望已經成為家常便飯。家庭平均收入的5年停滯，健康保險金額缺口的擴大和貸款服務所需資金佔個人收入比重的攀升—面對這一切，即便是最樂觀的新經濟預言家，都會覺得前途渺茫。如果家庭的風險意識可以用數值來度量，那麼它此時將會創下一個新的紀錄或者已接近歷史的峰值。

陷入風險旋渦（2）

風險—更確切地說，風險的最小化或最大分散可能性—已經成為金融行業的當務之急，美國公司和聯邦政府正朝著一致的方向努力：轉嫁它或暫時承擔它。公司面臨達爾文式的自由競爭市場與全球化的壓力，只能不遺餘力地控制收益既定的養老金支出、將工資保持在最低水平並降低在職員工與退休工人的醫療保健費。而保守的白宮政府與國會在這一時期，特別是在2003~2006年，提出了所謂的“機遇社會”或“所有權社會”的說法，它意味著社會保護措施將部分私有化，醫療保險會被削減並鼓勵個人責任制，多種多樣的“個人賬戶”將進入聯邦保險體系的核心。但選民們並不支援這一政策，2006年民主黨重新贏得國會多數席位，宣告這些想法與舉措中的絕大部分以失敗而告終。

有兩本書很好地解釋了人們的這一新苦惱。耶魯大學的教授雅各布·海克在《巨大的風險轉移》一書中定義了經濟安全的兩大重要支柱—家庭與工作場所，由於政府與公司都削減了對收入安全、醫療保健及養老金的保障，這兩大支柱被嚴重弱化了。海克認為收入不穩定的問題愈演愈烈，甚至超越了收入不公平問題。他強調，資料顯示，家庭收入的波動幅度一年比一年大。舉個例子，一個家庭收入驟減50％的機率在1970年是微乎其微的，而到2001年，這一機率上升為近20％。從工作場所到醫療保健中心，再到退休人員，不安全感正不斷蔓延。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伊麗莎白·沃倫則把重心放在不利的金融實踐和革新上。繼2003年的作品《雙收入陷阱》之後，她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飽受爭議的理論：“中等收入家庭面臨著多重威脅……即使在雙收入家庭，家庭收入過於緊張，一個微小的問題都有可能讓整個家庭陷入危機。單親家庭的生活同已婚家庭一樣艱難，要靠一份收入過上中產階層的生活，在收入上面臨著更多的阻礙。與此同時，家庭還需要面對更高的費用支出和日益增加的風險。傳統的金融信貸規則被有權勢的利益集團改寫，它們將中產階層家庭視為政治影響力的戰利品。”在這裡，她談到了金融違規，特別是對信用卡發行者來說，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極高的利率和罰金。

圖4–1列出的是沃倫對房貸、子女撫養、健康保險、汽車和稅收這幾項基本支出如何上升的一個估計，這些基本支出正在消耗越來越多的家庭可任意支配收入。換一種計算方式來看，家庭花費在貸款服務上的比重—基本的專案有房貸、車貸和信用卡貸款—從1983年的10％上升為2006年的。海克和沃倫所關注的這一類家庭在新世紀的頭幾年都沒有享受揮霍的機會。可以預計的是，如果將來宣佈的CPI值顯示通貨膨脹要比政府部門公佈的情況更為糟糕，人們的憤怒情緒會更加高漲，因為這進一步驗證了許多美國人多年來一直受到欺騙，承擔著與他們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不匹配的生存成本。

但令基層美國人民更加惱火的是，他們的房產價值在一兩年內下跌了8％~10％，甚至15％~20％之多。當本章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