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史家總是把斯密看作是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但是斯密的背後是魁奈，而魁奈的背後是中國，西方經濟學中的自由放任也是老子無為一詞的翻譯，西方的文官制度來自中國更是毫無爭議，西方人從來毫不諱言這些事情，我們為什麼又遮遮掩掩，羞於承認呢。

我們總喜歡將中國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寫《貨殖列傳》歌頌祖國經濟繁榮景象的時候，西方的古羅馬帝國還沒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們有了自己的中央銀行，開始印刷紙鈔的時候，西方人還在那裡數著貝殼，但我們享受自由平等的時候，西方人還處於農奴制社會，這些都是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沒有燦爛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著輝燦爛的文明卻不敢承認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我們中國人只知道鴉片戰爭及晚清的百年屈辱，誰又知道中學西漸和中國潮時期的百年榮耀呢，摩羅被稱為中國自由主義分子的“雙星”之一，他去年寫了一本《中國站起來》，書中他敢於承認自己對國際文明史的無知，但中國其他知識分子又有幾個敢於承認自己的無知呢。流行於西方的百年中國潮這段歷史也應該寫入我們的教科書，這也正好可以與晚清的百年屈辱史平衡一下。

正如我書中所言，我主張為中國傳統文化正名，但我又反對文化復古主義，我認為中國需要的是創新，如果這樣都被稱為民族主義的話，那我認為這樣的民族主義是好的民族主義，是健康的民族主義，也是必要的民族主義。

經濟學急需迴歸常識

記者：學過基礎經濟學理論的人都知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你在書中反覆重申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並建議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國家戰略，為什麼要強調這樣的常識問題呢？

高連奎：提高勞動生產率確實是常識，但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偏離了這個常識，也是事實，這要從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大歷史來看，才可以說清楚，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統稱為古典經濟學，第二階段統稱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第三個階段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經濟學也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經濟學言必稱生產力，其實生產力與勞動生產率是一回事，勞動生產率是量化了的生產力。

凱恩斯經濟學屬於宏觀經濟學，基本上是從宏觀上看問題，比如GDP的概念就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傑作，GDP公式集中濃縮了凱恩斯經濟學的精華，我們看看媒體上的專家一談經濟就是三駕馬車，就是探討投資、消費、出口問題，再比如房地產拉動中國經濟等，說這些話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主義經濟學家說不出這樣的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屑於說這樣的話，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典型分析正規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經濟學的最新階段，比如我們經常聽到的產權、改制、私有化、自由化等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典型分析思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不關心三駕馬車的問題，但是他們特別關心經濟制度的問題，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政府減少對經濟的干預、開放市場，實行貿易、金融、資本的自由化必將帶來經濟增長，而更大的開放帶來經濟更大的增長。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執思想界之牛耳，不僅在學界登堂入室，成為支配性學說，而且在政治、經濟領域具有壓倒性的地位；不僅在歐美稱霸，而且君臨拉美、非洲、亞洲，甚至在中國也影響漸大，當然現在的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上和道德上已經破產。

現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大部分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從來不從勞動生產率的角度分析經濟，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大的缺陷就是忘本，忘了經濟發展之本，經濟發展之本是發展生產力，也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中國的經濟學家由於受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太深，現在的學者幾乎不再談勞動生產率。

說到常識，按照通常的標準，常識一般是那些經常掛在口頭上和自覺落實到行動上的東西，我們可以從這兩點來看，可以首先看看媒體上的那些專家學者，哪個人還在用勞動生產率這個詞，你看央視財經頻道或是各大主流財經報紙，它們也許一年都提不到一次勞動生產率這次詞，我們在百度裡輸入勞動生產率這個詞，與勞動生產率相關的新聞少的可憐，而且很多都是美國新聞，而其他常識性的東西，只要百度一下就會出現海量的文章。

我們再看具體到行動上看看，中國從來就不注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