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為清建策，亦仍有衛護明朝及關內百姓之深意在內。

如其策見用，明朝及關內百姓可得如下的利益：

第一，清朝既已盡得山海關五城（合錦州、松山、杏山為“關外八城”），則明清正式形成對壘之勢，清兵不必再由牆子嶺、黃崖口破邊牆而入，肆行海盜式的擄掠。尤其重要的是，有可能以山海關為界，而以關西至灤河為緩衝地帶，達成和議，救明於不亡。

第二，此時守關以寧遠總兵吳三桂為帥，集兵達五十萬之眾；移入關內，以剿流寇。吳三桂、左良玉力足以辦賊。

第三，明季財政受困之大病為餉重；而自神宗末年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三年增賦百六十五萬，皆為“遼餉”。此外所謂“練餉”（團練）、“剿餉”，亦與備遼有關，前後總計增賦一千六百七十萬以上。吳三桂移兵入關，不必再有轉輸困難的遼餉，財政上的壓力自可減輕。

但因其時阿巴泰所領明兵徵山東者，尚未班師，故其言不用。未幾太宗崩，至是年十月，始由濟爾哈朗攻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唯旋即退出，並未照祖大壽的計劃，迫使吳三桂撤回關內，是必有高人看破機關，樂見清兵能吸住吳三桂的五十萬大軍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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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崩，多爾袞攝政（1）

清太宗崩於崇德八年八月初九，至廿六始由太宗第九子福臨嗣位，是為世祖，年號順治，時方六歲。在此十七天之中，多爾袞曾與太宗長子肅親王豪格有過激烈的爭奪，但官書已滅其跡，只能從殘餘的記載中窺知一二。試為鉤稽如次。

孟心史《清代史》第一章第三節：

清入關創業，為多爾袞一手所為。世祖沖齡，政由攝政王出。當順治七年以前，事皆攝政專斷，其不為帝者，自守臣節耳。屢飭廷臣致敬於帝，且自雲：“太宗深信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沖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幹帝位，為自古史冊所僅見。

謂多爾袞“不為帝者，自守臣節”，實與當時真相稍有不符。太宗既崩，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應由豪格繼位；但太祖既有共主的遺命，而太宗繼位時，亦系四大貝勒共坐議政，則以多爾袞之功之才，謂欲入關與明爭天下，完父兄未竟之業，非正大位俾獲全權不可，亦是可以說得過去的一件事。因此，當時便有兩派，一派主立豪格，一派擁戴多爾袞。

《清史列傳？多爾袞傳》：

（順治）二年十二月，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遣人傳語以尊崇皇上，戒諂媚己，且曰：“太祖、太宗所貽之業，予必力圖保護，俟皇上春秋鼎盛，即行歸政。”又曰：“前所以不立肅親王者，非予一人意，因諸王大臣皆曰：‘若立肅親王，我等皆無生理。’是以不立。”傳語畢，唯豫親王不答；使者還報，復遣傳語曰：“昔太宗賓天時，予在朝門幄中坐，爾與英王跽請即尊位，謂兩旗大臣屬望我者，諸親戚皆來言，予時以死自誓乃已。此言豈烏有耶？”豫親王語塞。

據此可知，（一）若立豪格，第一個反對的，就是多爾袞；（二）多爾袞一兄阿濟格、一弟多鐸為首先擁戴之人。但解釋不立豪格之故，而多鐸不答，可知多鐸知其言為違心之論。多爾袞對於尊位，非不欲也，乃不可也。

太宗崩後，皇位既經十七日之爭議始能定奪，而在世祖即位之第二天，幾又翻覆，為《多爾袞傳》所載：

八月，世祖章皇帝即位，禮親王集諸王貝勒大臣議，以鄭親王與王輔政，王自誓曰：“如不秉公輔理，妄自尊大，天地譴之。”越日，郡王阿達禮潛語王曰：“王正大位，我當從王。”貝子碩託亦言：“內大臣及侍衛皆從我謀，王可自立。”遂與禮親王發其謀，阿達禮、碩託並伏誅。

心史先生謂多爾袞“功高而不幹帝位”，“自守臣節”，即因有此“發其謀”一事。但如細考，即不能無疑。須知碩託乃禮親王代善第二子，阿達禮則為代善第三子穎親王薩哈璘長子。薩哈璘頗有戰功，歿於崇德元年，得年三十三，阿達禮襲封為多羅郡王。今按：阿達禮與碩託，即使有勸多爾袞自立，形成謀反大逆的罪名，但畢竟只是一句話而無行動，依律為“未遂”，罪名應減一等，再衡以“議親”、“議貴”的原則，萬無死理，而竟駢誅！何故？

其次，代善這年正好六十歲，以花甲老翁而忍令一子一孫伏法，竟不一救，已大出情理之外；而以代善之年輩，為皇族之家長，其諸弟諸侄以及“三朝”老臣，竟不代為乞情，以慰此尊親，更非常情所有。此又何故？

於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