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是閹人，但也還用一部分士人，正常人和非正常人摻雜在一起。只是從東漢開始，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後漢書·宦者列傳》）至於用閹人當宦官的目的，一般是說統治者怕正常人在後宮服侍，容易穢亂宮廷，保不住皇族的血統純正；還有一說是，皇帝考慮宦官沒有家庭，不容易謀私，可以做到盡忠竭力。依我看，後面一條原因，恐怕才是統治者真正看重的。因為在他們眼裡，奴才靠得住，人才卻都不大保險。

由於宦官與君主親近，所以往往容易得寵，進而插手政治。如果這樣，其身份就不只是伺候人的了。從春秋戰國時代起，齊國的豎刁、宋國的伊戾就開始參與國政；到秦末的趙高，則出任中丞相，其權勢可以總攬朝政、主持廢立皇帝了。他“指鹿為馬”的故事，盡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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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下邊”的奇特一群（2）

宦官集團從漢代起，就不斷禍亂朝政。在中國歷史上，以漢末、唐末的宦官為禍最烈。漢家天下，就是由一場宦官政變“十常侍之亂”給鬧垮的。而唐代後期更甚，從肅宗到昭宗十八帝，無一不是由宦官所立。

到魏忠賢閹了自己跑進宮裡的時候，情況已略有不同。宦官在明朝才被普遍稱為“太監”。原因是，明代在宮中設定了由宦官所統領的二十四衙門，各設了一名掌印太監。“太監”這個職稱，原本指的是明代宮中的上層宦官。但此後，“太監”一詞逐漸泛化，變成了對宦官帶有尊敬色彩的通稱。明朝的宦官，氣焰已經略遜於漢唐，基本不可能掌控廢立了，但是也很有特色，為害一點兒也不比前代差。

明代的宦官不僅機構龐雜，而且人也多，到明末人數已達10萬以上，堪稱空前絕後。雖然朱老皇帝在開國後對宦官約束甚嚴，“洪武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明史·職官志》）但由於他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度，導致皇帝工作負擔太重，他本人和他的後代皇帝又不得不啟用宦官分擔政務，結果使宦官干政合法化、制度化、長期化。比如，司禮監秉筆太監握有“批紅”權（即用硃筆代皇帝寫詔書）；司禮監掌印太監的權勢高於內閣首輔；司禮監提督東廠太監掌握了最高偵察權。太監群體正式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而且佔據的都是“近水樓臺”，所以權勢熏天，很容易壓倒外廷大臣。

以此來說，明朝也是宦官的一個黃金時代。某些缺了“下邊”的人，如果機會好的話，就很有可能在這個時代大露一手，千古留名。

看來，魏忠賢對自己下手的這一刀，是下對了！

但是進了宮，又趕上了好時代，並不等於就一定能飛黃騰達。魏忠賢最先乾的是“小火者”，即宮中雜役。須知，在宦官群體裡，不全都是官兒，其下層也是勞動人民，只不過是御用的罷了，做的還是倒馬桶、掃院子一類的活兒。

這離“內監”的金字塔頂，還差了十萬八千里。

明朝在此之前，也有兩個權勢名氣足可與發跡後的魏忠賢相媲美的“大璫”，一個是英宗時代的王振，一個是武宗時代的劉瑾。但是，人家那兩位公公都識字，且學問都不錯。

王振年輕的時候就是個儒生，飽讀詩書，可惜八股文不過關，屢試不第，最後連秀才文憑都拿不到。後來到某縣任教官教書，依舊困頓潦倒，“九年無功”。（清·查繼佐《罪惟錄》卷29《宦寺列傳·王振》）他一怒之下犯了法，被判充軍。恰逢成祖朱棣這時候想招一批有學問的閹人，任務是教宮內婦女識字。王振看準時機，毅然自宮，進了紫禁城。

這人一開始就有野心，不甘心當婦女掃盲教員。後來終於讓他等到機會，宣宗時候，皇帝要提高宦官隊伍素質，在宮內設宦官學校“內書堂”，王振有幸成為學員之一。因他以前基礎就好，很快便脫穎而出，宮中都尊稱他為“王先生”。宣宗欣賞王振的文采，任命他為東宮“局郎”（太子宮中太監設有六個局，局郎為下級宦官），陪侍太子朱祁鎮讀書，深受信賴。

太子繼位為英宗，王振由此得以擅權，鬧出了好大動靜，不少王侯公卿都稱他為“翁父”。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他心血來潮，誘導英宗親征瓦剌，鬧得明朝50萬大軍全軍覆沒，讓堂堂大明皇帝當了戰俘。他也被護衛將軍樊忠一怒之下，當場一鐵錘砸爛了腦殼。

正德年間著名的大太監劉瑾，本姓談，六歲時被太監劉順收養。後淨身入宮當太監，遂改姓劉。他也是自幼讀書識字，心機極深。進宮後，湊巧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