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與指揮了改革行動。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的人民：刻苦，聰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們可以在今天忍受著巨大的艱辛。我不想在這裡讚揚中國人，但我沒有見過一個民族可以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那樣拚搏——而還在笑。二○○四年，在國內的荒山野嶺攝影，太太與一個在田中操作的婦人閒談。這婦人說久不久會有一日有受薪工作，僱主會以大車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業園去作園藝。天還未亮起程，天黑後才回家，帶著麵包與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獲七美元。我見她在笑，問她為何這般開心。她說生活改進了，有生以來她的植樹知識第一次有外間的需求，而女兒剛在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這個婦人的人，數以千萬計的，把國家建設起來了。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熱衷地下筆是一九八三的秋天開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幹部與企業家，那時是大學生。很多讀過我寫的，所以這些日子，作為一個老人，在國內所到之處，不愁沒有免費飯餐吃。跟他們當餐對酒是樂事，也從這些聚會中獲得一手的資料來寫這篇文章。這裡我要以深深的誠意感謝他們，也要再感謝他們的工作，把國家從漫長的黑洞推出來，見到曙光了。

流行的報道說中國的幹部例行地貪汙，不可能對。他們之中很多有智慧，對國家有貢獻。一種競爭的風氣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作學生時的感受。在一組同學中大家知道或聽過誰是誰，對大家的本領互相估計，然後玩那成績排列的競爭遊戲。彷佛沒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誰能爬得高一點。

那位到我家來求喝一杯葡萄酒的縣長是個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資低——每月約三百美元——使我懷疑是些什麼驅使他奔走。是貪汙錢嗎？是升職嗎？是聲譽嗎？我試圖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動力根源。過了好一陣他知道我要問的是什麼，說：「教授呀，我只想為國家做點事。」不難想象，氣氛環境適當，可以有很多像這位縣長的人。

回頭說中國奇蹟吧。那史無先例的經濟制度之外，我選兩個現象為奇蹟之首。其一是約一九九三開始，長江三角洲出現了爆炸性的經濟發展，伸延到國家的中西部去。這個現象出現的時期，開頭有人民幣的崩潰，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跟著是百分之三強的通縮，而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約二○○○年起，通縮終結，農民的收入開始爆炸性地上升。從二○○○至二○○七，我的估計是農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齡的農民，四個有三個轉到工商業去了。只要這趨勢繼續，十年後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會與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趨勢當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繼續，我的估計是二十年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

結筆之際，我要對一個我批評過的人致敬。他是*。老師艾智仁當年屢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熱情──來衡量的。上述我排列為首的兩項奇蹟，都出現於朱先生掌管經濟的時期。將來的歷史不會忘記這個人。

不愉快的後記（1）

上文寫於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銀行把*的貨幣制度左改右動，我當時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週年有數之不盡的理由要大事慶賀一番。我沒有注意到新勞動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透過，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沒有徵求過縣政府的意見。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該新法的檔案，只略看內裡的九十八條就知道是災難性。當時正在寫一系列關於通脹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機會評論該新法。十二月十三日發表第一篇，批評該法的文章，支援的聲浪高得很（注四十七）。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個政府性質的部門在北京大學舉行會議，反對我的說法。我前後寫了十一篇評論文章，主要是解釋北京不明白的市場與機構或公司之間的關係。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中，有關當局顯然固執地要推行該法。

基本上，新勞動合同法說，僱用勞力或員工的合約再不能自由了。這些合約要服從政府規定的嚴格條件。超時及假日工資加倍，僱主提供的食宿不能從工資扣除，合約要用文字寫出來，員工的假期及福利要這樣那樣，工會受到鼓勵，革職的程式改了——全部是維護勞工的利益，也引進了近於美國大學的終身僱用制：一個員工在一家機構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職，直至退休。

雖然時間剛好吻合，我不敢說中國股市的暴跌是新勞動法與北京的三月會議引起的。正如牛頓所說，只有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