廠，還學過人體解剖和拔牙等。

在荷蘭，他的老師在一張證書上寫道：“彼得下士深入學習瞭解船的技藝和繪製平面圖的要領。我認為他現在已經完全勝任這方面的工作。”另一位炮兵上校在證書中肯定他完全可以被視為“一名技術全面、專業精通的熟練炮手。”由於他的苦學，結果獲得了英國牛津大學的榮譽博士證書。後來人們才大吃一驚，這個“下士”原來是俄皇彼得一世。

類似的故事在中國也曾發生過，例如康熙皇帝向湯若望學習西方的天文曆法知識；同治皇帝透過譚嗣同學習西方的先進管理方法；曾國藩向歐洲學習造船技術等等，這些領導人都不約而同地感到學習對他們的重要性。這正應了中國一句老話：活到老，學到老。

社會是一本永遠也讀不完的書，是一座世界最大的“大學”。香港知名商人、中策投資公司總裁黃鴻年在小的時候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在“社會大學”裡卻學到了很多知識，而且這些知識對他後來事業的發展大有裨益。

1961年10月18日，黃志源和黃鴻年兄弟倆登上遠洋巨輪，揮別了家人。一個星期後，兄弟兩人在廣州上岸，11月初抵達北京。不久，老大被安排上高一，黃鴻年則被送到小學插班念六個月六年級，先熟悉環境、打好基礎，然後才到匯文中學繼續求學。

不過，黃鴻年真正在學校求學的時間其實並不多，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社會大學”的學習實際的人生經驗。黃鴻年在內地一住就是整整10年，而這10年剛好是新中國最動盪的時期。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時，黃鴻年正在北京匯文中學念高中二年級。

該年8月及9月，毛澤東三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接受萬頭攢動、鬥志高昂的紅衛兵的敬禮和高呼時，跟隨著人群的黃鴻年也在現場，成為這段慘痛歷史的小小見證人。

“突然不必到學校上課，再不必做功課，大家都好高興。”黃鴻年回憶說，“由於我是屬於有海外資產階級背景的黑五類，在天安門時也只能站在後面遠處。”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學校停課期間，黃鴻年就跟隨著學生大隊展開兩年的大串連，乘搭火車、公車及輪船到中國的天涯海角，然後又在山西省南部的一個名叫太陽公社插隊一年當職業農民。

在一窮二白的農村裡，黃鴻年和來自五湖四海10位青年，共擠在一個面積只有80平方尺的小房間睡覺，房裡的空間剛好可放下床鋪；惟一的公廁設在屋外，冬天內急時上廁所那種全身被凍僵的苦滋味，很難受也很難忘。

在深達百多公尺的老井打一小盆水，往往要花上5分鐘，黃鴻年至今記憶猶新，他表示：這盆水我須先用來洗臉抹身，然後用來洗頭，最後再用來洗腳，所以是“一水三用”。

“當時我們每天的菜錢是兩分錢，剛好可以填飽肚子，過年時才能吃到肉，不過每個月我會設法回北京一趟，那時我父親還定期匯錢給我，我可以在城裡吃頓好的，補補身子，在北京飯店吃碗熱燙燙的餛飩只需一塊人民幣，一個全套西餐也只是三塊人民幣。”黃鴻年說，“可是這已不再是物質上的問題，而是精神上的空虛和絕望，使人難以忍受下去。”所以那段日子何止是“清苦”，其實簡直是“千辛萬苦”。

在印尼望加錫時，黃家雖然不是大富大貴，黃鴻年也非嬌生慣養之輩，可是家境總算是漸漸好轉，屬於“中康”階級，還好，在中國的日子即使再苦，他也熬得住。黃鴻年在匯文中學的老師徐緒標就回憶說：“黃鴻年那時根本不像富家子弟。很能吃苦，富有正義感，好打不平。原本華僑子弟毋須上山下鄉，但他主動報名到山西農村插隊落戶。”

回想當年停學下鄉幹活、向無產階級的農民和工人學習，黃鴻年有無限感想，他說：“當時我覺得我是在浪費時間，是在浪費青春，我大有懷才不遇的感嘆，我的中學校長自殺身亡給我的打擊尤其大，我的理想和希望全破滅了。於是，我開始思考，可是越思考心裡越矛盾，也越難受，挫折和痛苦久久無法揮去。”黃鴻年最後決定帶著千頭萬緒的心情，離開無時無刻不在批鬥的神州大地。

“1970年，我寫信給周恩來，熱切表示我要儘快回到印尼。幾個月後，當局批文發了下來，當時‘文化大革命’正推向另一個高潮，沒有人可獲准離開中國。我不知道我在那時候是不是惟一一個獲得特別批准離開中國的人，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當時能獲准離開的人是少之又少，可以說是極少。”黃鴻年說道。

1970年離開中國時，黃鴻年也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