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興禮而能長期穩固，所以有419年的歷史；商代興禮而能持守不失，所以有648年的歷史；周代興禮而能持守不失，並繼承了夏、商的禮而有所增減，所以有887年的歷史。漢代又復興禮制，叔孫通精通周禮而變更它，也有425年的歷史。唐代有287年的歷史，宋代也有316年的歷史。這些朝代，都是以禮治國。

秦國實行的是暴政，而不以禮治國，所以只有39年的天下。隋代實行的是逆政，所以僅有28年的天下。元代實行的是武力治國，所以僅僅90年。至於魏蜀吳三國時期，以及宋齊陳梁隋六朝之中，梁唐晉漢週五代時期，他們所興的都不是禮治，所以滅亡得也快。

夏桀與商紂，桓、靈公與漢獻帝，唐玄、昭宗及宋徽、欽宗，甚至歷代亡國的君主，考查他們各個時代的政教、風氣，思想形態與社會意識，都是不僅不以禮治國，並且逆禮道而行。所以政治腐敗、貪官汙吏大行其道，民心渙散，士人對前途感到渺茫。綱紀不正，軍事無備，經濟衰落，教育不舉，到後來即使悔恨莫及也無法挽回殘局。治理企業、現代交際的道理也是這樣，做人修身的道理同樣如此。一定要形成和遵守一定的禮節才會形成良好的形象，才會使人真心敬佩和服從。

禮並不是那些時髦學者所說的迂儒超世的學說，不合乎現實的高談闊論，也不是腐朽之物。所以各朝各代，都有禮的起因，都有禮的增減，誰也不例外。

大聖人孔子說：“說到又能履行，就是禮。”《易經》中說：“雷在天上，響聲極大，君子不符合禮的就不履行。”又說：“不符合禮不看，不符合禮不聽，不符合禮不說，不符合禮不動。”這就需要有慎重獨特的觀點，也就是有真心誠意的功夫。所以禮的本質，是自內心而生髮的，然後表現在外部，而又是從外製、外煉而又歸向內正的東西。這樣內外雙制，使所有的道德行為，透過日常生活而逐漸變成一種習慣與行為。這種習慣與行為，透過很長的時間，逐步成為一種自然的本能行為，不必去勉強做作。如果人們都能做到這些，不僅貪汙墮落、結黨營私、偷生怕死之徒極少出現，就是損公肥私、損人利己、謀權篡位的事也少見了。

禮多人不怪是人之常情。某君是機關的最高領導，高階職員去見他，他不但坐著不動，也不屑回你一聲某先生，而且不肯注視對方的陳述，對方只好站在旁邊說話，真是架子十足。有時不高興，認為對方說的話不對，他竟始終不開口，好像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對方落得一場沒趣，只好憤然退出。他對高階職員尚且如此，對其他下屬，便不問可知。對待朋友，也是似理不理的神氣，實在令人難受。當他得勢的時候，大家只好背後批評，當面還是恭維，還是奉承，心裡卻是反對他。後來，形勢逆轉，一時攻擊他的人非常多。人在社會，要少結人怨，多結人緣，多禮是一件必要的工具，禮是人為的，是後天的，必須用心去學習，學習成為習慣，多禮便十分自然了。

可見，作為商人，在複雜的人際交往中一定要儘量講究禮節，這樣才能形成良好的人際關係，才會獲得他人的尊敬。

在現實社會中，能做到進退有節是不容易的，因為人都有得寸進尺、得隴望蜀的心理，有了幾十萬，還想幾百萬；有了幾百萬，又想幾千萬。做官也是如此，官居宰相了還想做王侯。

進退有節實則就是在名利場中能夠審時度勢，把握住自己，不至於利令智昏。面對突來的富貴便昏昏然，變得輕狂自大，目無他人，沒有平常的心態，所以其榮華富貴也只是過眼雲煙，曇花一現。

在唐代，郭子儀被封為汾陽王，王府建在首都長安。汾陽王府自落成以後，每天都是大門開啟任憑人們自由進出，郭子儀不準府中人干涉。有一天，郭子儀帳下一名軍官將要到外地任職，來向他辭行，就徑直進了內宅，恰巧看見郭子儀的夫人和愛女正在梳洗打扮，而郭子儀在一旁侍候，就像奴僕一樣被呼來喚去。這位軍官回去後，不免要講給人聽，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沒幾天，整個京城都以此作為茶餘飯後的笑料談資。

他幾個兒子覺得這事太丟王爺的面子，跪下來求他像別的王府一樣關起大門，不讓閒雜人等出入。郭子儀語重心長地對兒子們說：“我這樣做不是追求浮名虛譽，而是為了保全身家性命。”兒子們十分驚訝，忙問其中的道理。郭子儀嘆了口氣說：“我已爵封汾陽王，再沒有更大的富貴可求了。月盈而蝕，盛極而衰，這是必然的道理。因此人們常說要激流勇退，可眼下朝廷還要用我，怎會讓我歸隱，我是進也進不得退也退不得。如果我們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