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前嫌,繼續合作,領導中央。
我們這種想法,後來才逐漸發現太天真和幼稚了。當時黨內的重要領袖,如汪、蔣、胡及其私人的黨羽與小政客等的想法,卻和我們忠實同志們完全兩樣。他們對*前途根本置之腦後,一切考慮純以個人和小團體的政治前途為出發點。
我黨至此,非蔣、汪、胡三人赤誠合作,不足以談復興,但是他們三人相處有年,各自均深知三人絕無合作的可能,因此從未打算真正長期合作。偶爾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機則必然又來一個你死我活。
但是,當時使我們忠實黨員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們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黨,領袖群倫,而使黨員大眾一致歸心。
汪兆銘儀表堂堂,滿腹詩書,言談舉止,風度翩翩,使人相對,如坐春風之中。初與接觸,多為折服,故頗能號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驢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個性,則是熱衷名利,領袖慾極強,遇事又躁急衝動。欲達目的,既不擇手段,也不顧信義。每臨大事,復舉棋不穩,心志不定。此種心神,常在會議席上充分表現。汪氏每次主持重要會議時,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擺動,兩手搓個不停,一反其平時雍容和穆的風度。再者,汪的為人,亦極虛偽。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訪問,汪氏亦均屈尊接見,娓娓傾談,狀至親暱。然客甫出門,汪便立現不愉之色,頓足唾棄。轉瞬之間,態度判若兩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為人。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寧漢複合的困難與特委會的風波(2)
所以吳敬恆曾罵汪是“偽君子”和“花瓶”,足見許多老同志也認為他不能負實際責任。總理在世時,汪總是受命出使四方,從未負過黨政專責。但是汪氏卻是個心比天高、熱中權力的人,中山逝世後,汪氏一意“左傾”,與蔣中正互為表裡,不擇手段地攬權奪位。誰知他的合作者蔣氏,也是個熱中權力、不擇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黨權、軍權之後,竟又短兵相接,火併起來,經歷多次,汪氏自知非蔣的敵手。故此次我們誠心誠意地請他留在南京主持黨政,他總以為滬寧一帶是蔣的老巢,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斷非彼久戀之鄉。他如要掌握黨政,必須回廣東另起爐灶。這便是汪氏的基本觀念,也是嗣後寧漢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蔣中正的為人,因其幼年混跡於上海的黑社會,頗受其薰染。對同事,御部屬,一以權詐為能事。在在均使賢者裹足,壯士離心,而攀龍附鳳之徒則蟻附帷幕。因此,在蔣氏獨斷專行之下,終使一領導革命的政黨,逐漸變為爭權奪利的集團。此種轉變,在清黨後,已日益顯著。唯當時我輩仍痴心妄想促成汪、蔣合作,完成國民革命,今日回思,實不勝其嘆息耳。
至於胡漢民,則確為一剛正不阿、有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極狹隘,恃才傲物,言語尖刻,絕無物與民胞的政治家風度。當時黨內自*以至普通黨員,沒有人對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的,然也沒有人覺得展堂先生足以為全黨一致歸心的領袖。因胡氏的天賦,為治世的循吏則有餘,為亂世旋乾轉坤的領袖卻不足。
在這種世局人事不調和的情況下,我們一心一意想把黨務國政納入正軌的同志,均左右失其依據,而有無能為力之感。偶有主張,均必然被捲入漩渦而無法自拔。甚至昔日並肩作戰、出生入死的袍澤,如第四、七兩軍,後來在廣東亦竟至自相殘殺,傷亡逾萬,言之實深痛心。
二
汪兆銘在我們一再電促之下,終於9月5日偕徐謙、顧孟餘、何香凝、陳公博、朱培德、程潛等自武漢抵達南京。我們赤誠地歡迎他從此長住南京,主持中樞大政。此時蔣總司令如即復職,則軍政恢復統一,我們便可繼續北伐,直搗北京。無奈汪氏心志不定,絕不願在南京久住。
再者,此時寧、漢破鏡重圓,誠心為黨為國的領袖們本當相容相讓,才可化除前嫌。孰知一部分不識大體、甚或別有懷抱的黨務負責人,竟於汪氏抵南京之日,遍貼反汪標語,詞句極盡尖酸刻薄的能事。但是這些標語並無正式機關署名,事實上,僅是一些無頭招貼。不幸汪氏正是一位極易衝動的人物,忍憤東來,其心本虛,一見這些招貼,不禁又肝火大動。
在我們歡迎他的會議席上,汪氏便質問我說:“你們既然歡迎我到南京來,為什麼又要貼標語罵我呢?”
“汪先生,”我說,“誰敢貼標語罵你呢?只是寧、漢剛恢復合作,局勢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級黨員,不識大體,擅自貼出這些標語來——你看這些標語,不都是不署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