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兼校長。每鄉則設立一裝置較優的“中心學校”，由鄉長兼校長。所有學齡兒童都強迫免費入學，並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學男女。不數年間，全省文盲大減。

1933年，我更在全省黨政軍聯席會議中，提議公共積穀的辦法。因中國農村，貧農每因食用不足，向富農或地主高利借貸。消滅這一高利貸，便是我們“積穀”的最大原因。其辦法是每村設一公共穀倉，由每年有餘糧的農戶以累進的方式攤派，徵集收入公共穀倉，為該村的公產，由村民公選的委員會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積存於鄉公所，藉以挹注貧村。這種積穀，凶年可以防飢，平時則可出借予貧農以掃除高利貸。貧農可無利貸谷，唯秋收歸還時，每百斤多還若干斤，以填補新谷折耗。

這種公產且可挹注鄉村其他公營事業，如補助教育、興辦水利、開荒、養魚、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類似西方的合作事業。積穀累年而有盈餘時，則由鄉、村公所購買田地，以為公產，且可藉此防止土地集中。至於城市街鎮，無谷可積，則以公積金方式行之。這樣行了數年，有些鄉村可說是倉廩充實，人民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全省一片新興氣象，為廣西農村有史以來所未嘗有。

在整飭廣西省府時，我們最感棘手的一項，便是稅收機關。因稅收機關中飽，相沿成習，不以為異，故最難杜絕。廣西當時內地關卡不下五六十處，專事徵收商賈貨物過境稅。這種關卡積弊最深，商賈受其擾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邊設有一稅局，過往貨船須往報稅。驗查數量的多少自不消說，即是驗稅和清查的時間先後，也有極大的弊端。有些稅員故意稽延不查，使貨物不能按時轉運銷售。因此稅員最易收受賄賂，政府雖三令五申，肅清貪汙，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實非易事。

1934年，一日我問省財政廳廳長黃鐘嶽說：“這些擾民的稅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邊境稅局？”黃說：“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稅收一旦裁去，省經費將如何彌補？”

瀋陽事變後廣西之新面貌（4）

我問他：“這筆稅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計一下說：“總在七八百萬元之間。”我說：“

開支要多少呢？”黃說：“約三百萬左右。”我說：“那麼，淨收入不是隻有四百多萬嗎？”黃說：“四百多萬不是個小數目，裁去將如何彌補？”我說：“那只有節流，我們可以裁兵。”當時我們便這樣決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稅局外，其餘一律裁撤。這訊息一出，全省商民無不額手稱慶，頌為德政。同時為減少省經費的開支，我即著手裁兵。孰知年終結算，稅局裁撤後，稅收不特未減少，且較前多出八百多萬元。黃廳長起初極感驚奇，其後仔細想想，道理也甚簡單。因自內地各處稅局裁撤後，商旅稱便，貨暢其流，省內的生產和消費，以及對外省的出入口貿易，都大為增加，市場繁榮，稅收也就增加了。這一點證明了，福國利民，實在是事在人為。

關於裁兵，1932年以後，廣西裁得相當徹底。由原來四十個團，一氣裁至十四個團。其中兩個團且用作兵工，調至賀縣的八步開採錫礦。

但是，我們也估計到抗日戰爭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所以我們的裁軍，事實上只是寓兵於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間便可成立軍旅，調赴前方。盧溝橋事變後，我們在兩個月內便裝備了四個軍（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軍），共四十八個團，配備齊全，開上前線。動員的迅速，是全國所無的。

廣西動員之所以能這樣迅速，一則由於平時有準備，有健全的行政基層組織，有全省皆兵的民團訓練；再則歸功於兵工政策配合的適當，有武器、彈藥、被服儲存，隨時可以取用。1931年以後，我們在廣西節衣縮食，一面向外國購買槍械，一面設廠以謀自給。我們的兵工廠計有：輕機槍廠、重機槍廠、步槍廠、迫擊炮廠、迫擊炮彈廠、手榴彈廠、七九口徑子彈廠、硝酸硫酸廠、無煙火藥廠以及飛機修理廠。上述各廠的機器，大都購自捷克，為最新式的裝置。抗戰爆發後，我們便將大小兵工廠悉數交予中央統籌管理。據接辦的人員說，我們的兵工廠中，有兩個其規劃的精密、裝置的新穎，實凌駕於中央各廠之上。

同時，我們還積極建設空軍，設有航空軍事學校。最初，我們聘粵人林偉成為校長，兼空軍大隊長。林君曾在美國學習民用航空，對軍事航空是門外漢。廣西的空軍最初自然是模仿廣東的空軍。不過廣東空軍中，驕傲輕浮、奢華的習氣很深。因這些創辦空軍的人物，概屬美國華僑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