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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賢協力之下，我們首先精簡省內軍民兩政。由我擔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為副總司令。葉琪為總參謀長，廖磊為第七軍軍長，夏威為第十五軍軍長。

廣西省政府則由黃旭初擔任省主席，所以任職人員俱是一時之選。

1934年本省召集“擴大黨政軍聯席會議”，會中透過“廣西建設綱領”，具體地確定了廣西省內建設的方針。這一綱領當時便成為廣西的“根本*”。大致說來，這一綱領系根據“三*義”的原則而擬定的。

例如，第三條規定：“以現行民團制度，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養成人民自衛、自治、自給能力，以樹立真正*政治之基礎。”這一“三自政策”便是與“民權主義”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則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條：“施行社會政策，依法保障農工利益，消弭階級鬥爭。”第十二條：“運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業。”第十三條：“適應民生需要，公營重要工商企業。”如此等等，都是依據“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原則所擬訂的。

第二十一條：“提高民族意識，消弭階級鬥爭，創造前進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發揚“民族主義”。

所以我們當時的口號便是“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希望將廣西建立成一個“三*義”的模範省，為全國作一榜樣，以逐漸達到復興中國的最後目標。

在上下一致根據“廣西建設綱領”勵精圖治之下，為時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來在黃紹竑治下的廣西，行政效率已為全國各省之冠，然有計劃的現代化建設，則實自“九一八”以後開始的。

我認為廉潔的政府在廣西已經確立，然當時當務之急，則為維持治安，清除匪患。廣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謂“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廣西之所以多匪，有數種重要因素。第一，廣西人民的構成成分極為複雜，風俗不同，語言各異。大致說來，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語多屬廣東語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則說普通官話。此外還有客家，以及少數民族如壯、苗、瑤、彝、傣等。彼此習俗不同，極易發生爭鬥。相沿既久，遂養成廣西人好勇鬥狠的習性。這種習性固可練成好兵，也易養出慣匪。第二，廣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養成盜竊的主因。第三便是貧窮，語云“飢寒起盜心”，凍餒不堪忍受的人，則往往鋌而走險。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敗，實由於未能掌握廣西產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來匪去，兵去匪來，終無根治辦法。至於傳統的地方民團制度，更是無用。所謂團練多數為地方土豪劣紳所包辦，魚肉鄉民則有餘，維持治安則不足。

我們既掌握了廣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標治本，雙管齊下。治標的方法，即嚴申軍令，明辨善惡，實行剿滅政策。治本的辦法則實行保甲制度，嚴密基層組織，並以受過嚴格訓練的鄉村青年幹部代替原有的*的團局。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瀋陽事變後廣西之新面貌（3）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創設“廣西全省民團幹部學校”，招考知識青年受訓。最初為期半年，後來增至八個月。訓練的主要科目為灌輸現代化的知識，培養專門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戶口調查、農田水利、築路造林、國民教育、畜牧獸醫的常識等，此外更著重組織鄉村壯丁，加以軍事訓練。一言以蔽之，即訓練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青年幹部。

這些青年於受訓期滿後，便分發到各縣任村長、鄉長和鎮長。由他們負責調查戶口，將各區人民的人口、財產、教育情況、生死及流動的情形完全調查明白，向上級機關按期呈報。所有民槍均集中於鄉、村公所之內，由鄉長、村長於農暇時，集中壯丁，加以軍事訓練。村長兼民團訓練的中隊長，鄉長兼大隊長。每縣的壯丁則編為一或兩個以上聯隊，以縣長任總隊長。軍訓教官則在無職軍官中遴選充任。

這種制度在推行初期，頗受地方土豪劣紳的反對，但因政府政策堅定，阻力瞬即消失。一兩年後，全省匪患幾乎絕跡，風聲所播，全國各界來桂參觀的絡繹於途，對廣西的治績頗致稱道。

同時，我們的教育和經濟建設也齊頭並進。新政策下的廣西，基層的國民教育是義務性的。每村設一國民基礎學校，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