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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說，馮玉祥自命老前輩，他會服從“我們”嗎？蔣特別強調“我們”二字，以示我也有一份。

我說，馮玉祥一人易對付，但是馮氏統兵十餘萬，他下面的每一統兵將領都是一個馮玉祥。一個馮玉祥容易對付，無數個馮玉祥就難應付了。馮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錢上的“錢索子”。有這錢索子在，有事便拿著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這索子斷了，錢散遍地，撿起來可就麻煩了。

蔣氏見我言之有理，且辭意堅決，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訂腹案，一變“近交遠攻”的策略為“遠交近攻”，對第二集團軍暫時用懷柔敷衍政策，掉轉槍頭來先對付第四集團軍了。

蔣先生的初步辦法，便是利用湖南省省主席魯滌平及其第二軍暗中準備，以便他對第四集團軍用兵時，可收兩面夾擊之效。因魯滌平的防地處於武漢和兩廣中間，一旦有事，魯氏可切斷兩湖和兩廣間的交通。故在1929年2月初，蔣即秘密以大批彈械，取道江西，接濟魯滌平。這一秘密洩漏後，第四集團軍在漢將領夏威、胡宗鐸、陶鈞都發生恐慌。因中央接濟湖南彈械，儘可利用軍艦溯長江，轉湘水去長沙。值此承平時期，難道還有人敢攔路打劫不成？又何必偷偷摸摸，自江西陸路輾轉運輸呢？

再者，此時蔣先生曾密遣湖北人，以同鄉之誼向第四集團軍中鄂籍將領，如十八軍軍長陶鈞、十九軍軍長鬍宗鐸等暗中遊說，促其脫離所謂“桂系”。此種離間作風，頗為胡、陶等所不滿。他二人早日在桂，與我們李、黃、白相從有年，由幕僚擢升為第七軍中的指揮官，旋又晉升軍長，可謂躊躇滿志。然飲水思源，他們對我們三人公誼私交均無反目之理，何況他們對蔣先生的作風都深為鄙棄呢？因此，胡、陶曾一再將中央離間的詭計據實告我，並痛罵蔣先生此舉為“無聊”。

中央偷運彈械接濟魯滌平的事既被發現，證之以其他軍事佈置，夏、胡、陶三人乃覺中央處心積慮消滅第四集團軍的計劃已到最後關頭。而何鍵於此時親赴武漢告密，說中央部署已定，對武漢用兵如箭在弦上，第四集團軍似應採取自衛行動。夏、胡、陶三人得報，至為焦急，深覺“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乃未加深思，便對魯滌平動起手來。殊不知蔣先生半年來的各種佈置，其策略便是激人成變，使中央有“*”的口實。夏、胡、陶三人的魯莽幹法，正中了蔣先生的圈套。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十年國難與內戰（4）

先是，北伐完成之後，我為免使蔣先生多疑，所以常在南京居住。1929年初，武漢和中央不協的謠言又熾。我為消除此謠，特自武漢挈眷至南京以示無他。孰知2月21日早晨，軍政部海軍署長陳紹寬忽來成賢街寓所看我，並報告說，據海軍電臺的訊息，武漢方面已對湖南採取軍事行動，問我是否得到報告。我說，絕無此事，也毫無所聞。陳紹寬覺得很奇怪，稍談便匆匆離去。陳氏去後，我即查詢有無電報到來。當即發現有武漢急電一通，正在翻譯。譯出一看，才知夏、胡、陶三人已對湖南魯滌平採取軍事行動，要我得電後立刻離開南京。

此電報殊使我驚詫，他們三人為何未得我的命令便擅自行動呢？然我也深知蔣先生的作風，我如不離開南京，必被羈押。乃立刻化裝，和第四集團軍參議季雨農躲往下關一小旅邸中，於傍晚秘密搭寧滬三等車去滬。

我離家後不久，陳果夫、何應欽果然先後來訪。內子佯說我出去行街未歸。一日之內，陳氏、何氏來了數次。最後，餘妻才告以我或已因公去滬。

到了上海，我在法租界海格路的融圃暫住。武漢對湘戰事已急轉直下，葉琪軍迫近長沙，魯滌平率所部遁往萍鄉。武漢分會乃呈請中央政治會議任命何鍵為湖南省省主席。中央方面則厲兵秣馬，準備*武漢。

此時全國函電紛飛，中央系的報紙對武漢和“桂系”的詆譭不遺餘力。蔣先生並密派唐生智攜鉅款北上活動白崇禧所指揮的第四集團軍將領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氏；另外又派黃郛、邵力子等前往河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