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不妨對號入座一下：找一找和自己的情況近似的地方，以之為借鑑，照一下自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大有好處的。

這就是我所說的積極的引申意義。

與此相反的是消極的引申意義。這種例子，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不勝列舉。遠的不必說了，只說清代。清代的幾個皇帝，特別是那一位主持纂修《四庫全書》的乾隆，因為自己是“胡”，是“虜”，特別怕見這樣的字眼兒。於是就學習阿Q（應該說是阿Q學習乾隆），儘量把這樣的字眼兒從書中除掉，給後人留下了萬劫難復的笑柄。

但是，誰又能想到，到了空前殘暴、野蠻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竟以一出“海瑞罷官”開端。這是消極的“對號入座”的例子。十年浩劫中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也多使用這種方法，流毒之劇，亙古未有。

我可萬沒有想到，這種消極的“對號入座”到了今天，仍時有表現。聽說，有的教科書不敢選入岳飛的“滿江紅”，因為裡面有“胡”“虜”等字樣，這些字樣刺痛了我們一些同胞的神經。他們主張，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戰爭都是內戰，當年漢族的敵對者今天都已成了我們的同胞。這話有一部分道理，但是經不起推敲。民族融合，舉世皆然。中國從先秦經過漢、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北方侵入者，當年確係敵國。我們不能把古代史現代化。今天他們已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已融入。根據他們的說法，中國歷史上只有內戰犧牲者，而沒有愛國者，著名的岳飛、文天祥都不是愛國者，西湖的岳廟以及普天下的文丞相祠似乎都無存在的必要了。這種想法，這種“對號入座”，是有害的，不利於我們56個民族組成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勸君切莫這樣“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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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桑閱盡話愛國（1）

我1946年回到北大任教，至今有53年是在北大度過的。在北大53年間，我走過的並不是一條陽光大道。有光風霽月，也有陰霾漫天；有“山重水複疑無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個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在我這僅有的可貴的一生中，從“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鏡悲白髮”的耄耋之年，我從未離開過北大。追憶我的一生，“雖九死其猶未悔”，怡悅之感，油然而生。

前幾年，北大曾召開過幾次座談會，探討的問題是：北大的傳統到底是什麼？參加者很踴躍，發言也頗熱烈。大家的意見不盡一致。我個人始終認為，北大的優良傳統是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

倘若仔細分析起來，世上有兩類截然不同的愛國主義。被壓迫、被迫害、被屠殺的國家和人民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而壓迫人、迫害人、屠殺人的國家和人民的“愛國主義”則是邪惡的“愛國主義”，其實質是“害國主義”。遠的例子就不用舉了，只舉現代的德國的法西斯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者，就足夠了。當年他們把“愛國主義”喊得震天價響，這不是“害國主義”又是什麼呢？

而中國從歷史一直到現在的愛國主義則無疑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我們雖是泱泱大國，實際上從先秦時代起，中國的“邊患”就連綿未斷。一直到今天，我們也不能說，我們毫無“邊患”了，可以高枕無憂了。

歷史事實是，絕大多數時間，我們是處在被侵略的狀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中國在歷史上湧現的偉大的愛國者之多，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漢代的蘇武，宋代的岳飛和文天祥，明代的戚繼光，清代的林則徐等等，至今仍為全國人民所崇拜，至於戴有“愛國詩人”桂冠的則不計其數。唯物主義者主張存在決定意識，我們祖國幾千年的歷史這個存在決定了我們的愛國主義。

在古代，幾乎在所有國家中，傳承文化的責任都落在知識分子的肩上。在歐洲中世紀，傳承者多半是身著黑色長袍的神父，傳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在印度古代，文化傳承者是婆羅門，他們高居四姓之首。東方一些佛教國家，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穿披黃色袈裟的佛教僧侶，傳承地點是在僧廟裡。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士”。傳承的地方是太學、國子監和官辦以及私人創辦的書院。在世界各國文化傳承者中，中國計程車有其鮮明的特點。早在先秦，《論語》中就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們儼然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安危繫於一身。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個傳統一直沒變，後來發展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來又繼續發展，一直到了現在，始終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