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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沒多說，因為不必要。

另一件讓杜榮林感覺特別的事情涉及到小王，王鎖柱。上級人員詢問杜榮林跟王鎖柱都有什麼聯絡。杜榮林說，王鎖柱原是他的通訊員，是他那個連唯一一個從金門回到大陸的戰士。小王被遣返回鄉勞動後，他們時有聯絡。幾年前王鎖柱來信，提到準備成家，他給他寄過一點錢。半年多前，他曾寫過一份證明，說明王鎖柱曾為我軍戰士，在解放戰爭期間對敵作戰勇敢，曾立過功。這是應王本人來信要求做的，所證明情況均實事求是。儘管王鎖柱後來被迫當國民黨兵，留有汙點，畢竟是自己連隊裡唯一一個活下來的，作為老連長，他不能翻臉不認。他是這麼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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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逢劫難（2）

上級人員很謹慎，他們只瞭解情況，不表態，也不解釋。杜榮林對有關問題感覺有些異樣，卻也緘口不提。他斷定他們瞭解這些事情必有緣故，但是如果他們不說，他不能沉不住氣，急著要打聽究竟。其中緣故今後慢慢的總會明白。

上級人員回去了。此次調查很快有了結果：一紙命令傳達部隊，杜榮林奉調某守備團擔任副團長。半年後團長調到軍區任職，杜榮林代理團長。

杜榮林獲得了軍旅生涯中重要的一次升遷。他為自己得到的信任和重視而心情振奮。但是造化弄人，沒容杜榮林如他自己，也如他的上級所願，在新的崗位上略有施展，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動盪轟然爆發。

起初杜榮林沒有太多意識。杜榮林認為“文化革命”顧名思義是文化方面的事，他是軍人，與此無涉。從1965年下半年起，報紙上一再發表長篇文章，批判鋒芒從吳晗的《海瑞罷官》直到“三家村”，杜榮林感覺到這場運動來勢迅猛有颱風海嘯之勢，卻也沒想到跟自己有多大關聯。1966年夏“文革”浪潮席捲大地，學生停課，寫大字報，成立紅衛兵組織，宣佈造反。然後工廠、城市、農村捲入，整個社會開始動盪。那時杜榮林也還不認為這一浪潮跟自己有多少關係。他和他的部隊奉命據守海峽前線，敵軍在海峽另一側槍炮相向，軍人們另有使命。

九月間，杜榮林長女杜山搭車到部隊找爸爸，此時已不是當年她跟母親、外婆慪氣，離家出走跑兵營的模樣。這年她讀高二，十七歲，是個大姑娘了。杜山上高中後相當拔尖，成績好，一直當班幹部，“文革”初她從青年學生中冒出來，成了領頭人物，當上學校“前線紅衛兵團副團長”，頭銜與父親相當。杜山到部隊找杜榮林，是因為要帶本校一批學生到北京去，時稱“大串連”，她想要一頂新軍帽，那時的孩子都以穿軍裝為榮。杜榮林留她在部隊住了一天，跟她長談。杜山說起他們在校裡校外“造反”的情形，大字報、辯論會、鬥爭會如何熱火朝天。說得興奮不已，情緒高昂。

杜山提到學校英語教研室的主任，這人看起來溫文爾雅，滿腹經綸。文革中一揭發，原來他當過國民黨軍官，任過翻譯，跟過美軍顧問，還有個哥哥跑到臺灣去了。學生們把他抓起來鬥爭，給他戴高帽，掛黑牌子，滿校遊街。

“他哭。”杜山說，“卻不老實。”

杜榮林心有所感。他說誰讓你們小孩去幹這種事？不能因為老師以前幹過什麼，現在還有什麼人在臺灣就要鬥他，這好像不太講理了，關鍵是人家現在站在哪個立場上，對不對？否則就可能禍及無辜。

杜榮林對女兒講他犧牲在金門島的戰友。他說，當時他的戰士裡少說有四分之一是從國民黨部隊裡過來的，他們在戰場上繳了槍，然後他們願意跟解放軍走，這以後他們就是自己人。自己人並不一定本來就是自己人，敵人並不一定永遠都是敵人。即使是敵人，你應當把他們打垮，把他們消滅，但是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後，你不能支起機關槍把他們全部打死，他們畢竟跟我們一樣是人，不是狼。解放軍優待俘虜，俘虜跟我們走了，至少不再是敵人，揪著他們以往的事情有什麼必要？這會弄到多少人！

杜山不解，說爸爸幹嘛替他們操心？紅衛兵這是在千方百計幫爸爸挖壞人嘛。爸爸總說敵人就在海峽那邊，還有一場大仗要打。把藏在海峽這邊的壞人都挖出來，爸爸解放臺灣才沒有後顧之憂。紅衛兵造反，貼大字報，開鬥爭會，就是在做這個。

杜榮林默不做聲，心裡感覺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