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創始人把“幸福家庭”提升到了榮譽的最高地位。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富有教育意義的科涅克傳奇，他的妻子路易絲？傑伊的透視畫出現在他公司的巴黎分支機構的頂樓上。一個專門小組稱讚他們的婚姻是幸福的，他們倆是一對完美的組合。白天做工，晚上回家後還要在昏暗的燈光下稽核賬目，當邦？馬爾什老闆死後，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年富力強的合適人選來繼承他的企業，他的遺孀布西科夫人只好決定把經營管理權收回到家庭裡來，由她本人來擔負這一重任，她後來的繼任者透過鼓勵百貨店經理和大股東之間的聯姻來保持對公司的絕對忠誠。還有一種與勞動有關的合法資產策略是從公司內部人員中選拔經理和主管人員，這樣就組成了一種“精神道德層面的而非生物關係上的家庭”。這一新的實踐導致對主要執行人員私人生活的嚴格監督以及對公司“無情的馴服和教化”。

家庭統治不應該被視為工業發展的初級階段。路易斯？貝爾熱注意到，“大的私人企業、大眾工業真正脫離家庭統治的比我們預想的要少……在那些工商業領導者中，家庭的親帶關係仍然決定著他們事業的發展軌跡。”在對科塞—布里薩克、皮埃爾？布林杜和莫尼克？德？對聖馬丁這些家庭的研究中，專家們對私人關係在當代公共生活中的影響的分析告訴我們家庭的親帶關係是如何對政治決策產生影響的，換句話來說，也就是國家已經被某些特殊的家庭控制了。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講，家庭事務有時就成了國家秘密，反之亦然。

一個家庭的遺產不僅僅是有形的物質財產，它是一種資產組合，包括名譽、家庭的境況和社會經濟地位、“職業操守和品德”。

總之，繼承是最大的保護、最少的不平等性。在“包法利夫人”時期，福樓拜在給他的哥哥阿希爾的信中寫道：“他們應該知道在魯昂的內政部，我們就是他們所說的一家子，也就是說我們在這一地區有深厚的根基，如果對我有不道德的詆譭，那麼同時將有許多人受到傷害。”（1857年1月3日）

家庭：性與血緣

家庭還擔負著其他使命：傳宗接代，生育出許許多多身體健康、生育力強的子孫後代，同時還能夠滿足性的需要，而且不帶有任何虛偽、不道德或軟弱無力。這些使命隨著時代的前進顯得更加迫切，因為到19世紀後半葉，生育率急劇下滑，人們擔心人口會退化。

婚姻被認為是獲得健康的性的最保險、最謹慎的方法，這一觀念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米歇爾？福科特已經表明，一種適度的夫妻生活的理想模式是如何在斯多葛學派哲學家們的支援下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在19世紀，儘管沒有任何新發明，但共和黨人極力提出援用這一古老方式的要求。關於此，有一本深受讀者歡迎，而且一再翻版的書，本傑明？富蘭克林寫的《可憐的理查德？埃曼》。這本書鼓吹不浪費、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要有節制的教條。醫生、現代牧師、神聖的婚姻都是我們精神活力的主要調節者，同時也是我們避免與*發生關係而對我們種族產生危險的最好方法。

在19世紀的後半葉，出於對諸如肺結核、酒精中毒和梅毒這樣的巨大“社會災禍”的恐慌，以及對透過受到感染的血液傳播疾病的恐懼，醫師和小說家們將讓？鮑裡稱之為“遺傳的神話”的東西進一步發展了。由於這些遺傳弱點的存在，家族逐漸被視為一條脆弱的鏈環，應該對其保持持續的警惕，保護其免遭危險。保持童貞得到推崇，即便是對於年輕男子也是這樣，他們的異常出軌行為曾被視為具有男子氣的標誌而加以容忍，而年輕的女性卻被要求保持貞潔。

小家庭是正常性行為的殿堂，建立起了這方面的規範，並認為家庭之外的性行為是可恥的。婚床是用來進行性儀式慶典的公認的聖壇，它的周圍不會再用布簾遮掩。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臥室牆壁和一扇帶鎖的門的保護，孩子們是幾乎不被允許透過這扇門的，而父母則可以在任何時候進入孩子們的臥室。以前教堂總會謹小慎微地建議神父們不要惹惱那些急事纏身的已婚者——尤其是已婚的婦女。神聖的婚床被安靜地置於一邊。用佛科的話說，家庭是“性的結晶”，也是血脈的守護者，是種族健康的保護神。要謹防鏈條中脆弱的鏈環。甚至是信奉新馬爾薩斯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們，也屈從於優生學的呼籲，以及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模糊教條中衍生出的種族淨化的夢想，渴盼將婦女和窮人從毫無控制的繁殖負擔中解放出來。

這樣，家庭就受到了矛盾力量的雙重打擊。一方面，家庭建立時被賦予的角色著重強調的是家庭的普遍存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