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志願軍的通力合作，這個工作變得輕鬆愉快了。他們指導我搜集新聞，並告訴我，任何一則新聞被引用或改編，必須註明出處。所以我們的新聞受到普遍的信任。改編的新聞，來之於由志願軍提供給我們的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的報紙，由我們自行選擇和摘編。另外有些最新的新聞是從遠東地區的電臺廣播中收聽到的。”家的報紙，由我們自行選擇和摘編。另外有些最新的新聞是從遠東地區的電臺廣播中收聽到的。”

第70節

菲律賓戰俘艾米雷諾·巴赫，專門負責稿件打字。他有嫻熟的英文打字技術。

每當文稿編完，畫出版樣以後，他就按版面要求打好字；　付印前需要變動版面，也不厭其煩。除了打字，他還兼了校對工作。他瘦瘦的個子，黑黑的臉，見了人總是笑眯眯的，幹起活來卻認認真真，一絲不苟。

南朝鮮戰俘小金，專管印刷和裝訂。他才17歲，文化程度不高，卻很聰明，懂一點英語 和漢語，一架手搖油印機讓他保養得很好，使用起來得心應手，極少出故障。除此以外，也做一些收發通聯工作。指導這四名戰俘工作的志願軍，是兩名年輕的女翻譯。一個叫朱永淑，25歲，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系，成績優異，曾留校任助教，和同校一位青年講師結婚不久，便報名參加志願軍，來到了戰俘營。另一個盧江，才19歲，是位上海姑娘，上海解放後報名參軍，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深造期間參加志願軍；　來到志願軍俘管處，就和朱永淑一道工作，兩人同住一個炕屋，親熱得像一對姐妹。朱永淑身材嬌小，性格溫柔，說話輕聲慢語，走起路來總是碎步小跑，一心一意都撲在工作上，特別珍惜時間。她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每晚睡覺前都要一個人默默地做禱告，自律很嚴，小心謹慎，聲言自己不願介入政治，卻不明白她的一切行為，早已介入了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一項政治使命———反對侵略，保衛和平‘她本人對這一崇高的獻身行為，只是解釋為遵照上帝的旨意辦事，為祖國效力。盧江在上海一個教會學校讀的高中，雖然不信教，但能理解朱永淑，在生活上尊重她，照顧她，在業務上互相學習。也許因為朱永淑信教，編輯部的幾名戰俘反而更親近她，也更親近志願軍。戰俘們在成為戰俘之前，都聽他們的上司講過，共產黨容不得有神論者，誰信教誰就要遭到殺害。在他們眼前的志願軍隊伍裡出現基督教徒，使他們更覺得共產黨人不是那麼可怕了。

朱永淑和盧江在四名戰俘面前，沒有扮演過“特派員”的角色，她倆是編輯工作的參與者和協調人。儘管在名義上擔負著審稿責任，這是日內瓦公約賦予戰俘拘留國方面的應有權利，在戰俘尚未解除戰俘身分成為自由平民之前，在生活上需要獲得人道待遇，其言論和行動仍須受到拘留國方面的監督與約束。儘管如此，她倆從來不曾輕率地否定過一篇稿件，扣壓過一期刊物。為了編輯工作的需要，她倆還到處蒐集報道素材和背景資料，供給裡奇和柯克斯選編或參考；　編輯部成員們有任何建議和要求，能直接解決的就馬上給予解決，無權解決的就迅速向有關方面轉達。

在她倆的提議下，教育科和俘管處總部領導人還特意為編輯部調整了一間寬敞的辦公室。新建的辦公室用乾打壘砌牆，裝上玻璃窗，支了取暖的地炕，炕面擺了寫字桌，窗明几淨，文稿累累，夜晚電燈燦燦，如果不是經常拉警報，鑽防空洞，誰處在這樣的房間裡，都不會懷疑這是一家頗為正規的刊物編輯部。除了四名擔負業務工作的戰俘外，還有一名南朝鮮戰俘分管編輯部的勤雜工作，也姓金，因為40多歲了，大家都稱他老金。老金不識字，能聽懂一些漢語，從小吃苦，待人和善，幹活勤快，打水、掃地、擦桌子、把編輯部裡裡外外收拾得乾乾淨淨。天氣一轉冷，他就獨個兒備足劈柴，把熱炕都燒得暖烘烘的，好讓大夥兒工作的時候不凍手腳。他，成了“小聯合國”中不可缺少的後勤總管。柴，把熱炕都燒得暖烘烘的，好讓大夥兒工作的時候不凍手腳。他，成了“小聯合國”中不可缺少的後勤總管。

第71節

五名戰俘與兩名志願軍女戰士相處一起，組成了一個不尋常的合作群體。開頭，戰俘們曾為稱呼傷腦筋。面對志願軍女戰士，不能稱“長官”，不能稱“太太”、“小姐”；　也不便稱“教員”或“同學”，尤其不許稱“同志”。兩個對立陣營之間的人，怎麼可以稱“同志”呢？　·原則問題是不能含糊的。後來，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是誰開的頭，卻都無所畏懼地稱呼起“同志”來了。兩位女戰士在與這五名戰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