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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希臘僭主的地位，如柏拉圖、贊諾芬和亞里士多德所描繪，進一步得到了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依索克刺特的支援的，雖然總為懷有野心的人所垂涎，卻明白無誤地顯示出夠多的“心靈上的創傷”。艾林尼本城的人，就是藉此向那個把共同體踩在地下的篡奪者復了仇的。篡奪的成功，一點也沒有使這幾位哲學家認為那種企圖是正當的（按照現在盛行的關於克倫威爾和波那派特的各種各樣的理論，這兩個人常常被責備為排除了合法的王統，可是從未被責備為奪取了未經批准的統治人民的權力），他們總是把僭主列為最大的罪犯。謀刺了他的人，公眾競相榮耀和酬答他，而且，一個善良的希臘人會毫不內疚地，像哈莫丟斯和亞理士託該吞那樣，為了執行這件事而把他的劍藏在桃金娘叢中。凌駕於有關公民權的一切約束和義務之上那種位置，同時也被理解為剝奪了公眾的同情和保護的全部權利；所以，僭主要親身參加宏大的泛希臘體育比賽是不安全的，在這種比賽中，他自己的戰車也許多半會贏得獎金，他派出作為他那個希臘城代表的Theors即神聖的使節，是以炫耀的壯麗出現於其間的。在這種普遍嫉視的環境中治理的政府不得不是短命的。雖然那個有足夠的膽量攫得政權的冒險家，常常找得出辦法保持它直到終身，可是一個僭主有信心活到老年是罕見的，把權力轉給他的兒子就更少了。

希臘的政治道德中有無數人們一致同意之點，同時，對於永久世襲的統治者根深蒂固的反感，也是另一種幾乎全體一致的持續不變的情緒，在其間，同時包容了富有的少數人之渴望超群出眾，和多數人的愛好平等的自由兩者。它最初開始於公元前7—6世紀的寡頭政制，那一次傾復了我們現在從伊里亞特中讀到的那種王制情緒；寡頭政制又被它們轉成為民主政制，後者要到更晚的時候才興起來。寡頭政制和僭主政制間的衝突，先於寡頭政機，都站出來積極支援寡頭政制的原則。一種混雜了恐懼和厭惡兩者的情緒，使他們在公元前6世紀推翻了希臘幾個城市的僭主政權，正如在下一個世紀他們和雅內的鬥爭中，幫助寡頭黨推翻了民主政權一樣。這些早期的煽動家——僭主——抬出人民的名義作為藉口，引用人民的武裝作為實現他個人野心勃勃的計劃的手段——起了現實的民主政治序幕的作用。後者，在波斯戰爭不久以前的雅典作為梭倫埋下種子的發展而展現於世了。

就我們不完全的資料追溯所能及的而言，最初的篡奪的僭主與之奮鬥的希臘諸誠的早期寡頭政體，比晚期的寡頭政體包含有更令人厭惡的不平等因素，和更有害的分隔人民中諸組成部分的障壁。這對整個希臘說來是確實的，就構成了這個整體的各個共同體說來也是確實的，雖然程度較低。每個共同體各包括有品類各異的氏族、等級、宗教兄弟會、和地方的或職業的區劃，它們極不完全地粘合在一起：所以，寡頭政體並不是（像隨後時代中如此命名的政府那樣）富有的少數，統治次富和窮人的政府，而是一個特殊的等級，有時候是貴族等級，統治貴族以外整個社會的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被統治的眾人大概會把富裕殷實的業主稱做統治的少數；但是被統治的眾人本身還分裂成為相互間沒有由衷的同情心的大小不等的碎片，也許還互不通婚，所奉行的宗教儀式也不一樣。種地的農村居民即村民，那時候似乎處於依附於居住在繞以城垣的城市中的業主的地位，有他們自己特異的服裝和習慣，由此還得到了一個不友好的綽號。這些居住在城市中的業主常常構成早期希臘城邦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居民則包括1、居住在城市周圍的依附農民，田地是由他們來耕種的；2、為數多少不等的小自耕業主，他們所有的土地太少，僅足以自力勞動其上，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或住在村裡，或住在城裡，各按情況而定；3、住在城裡，沒有土地，以手工業，藝術，或商業為生的人們。

統治的業主，稱似gamori或geomori，前者為多里安方言，後者為伊奧尼亞方言。這也就是說，兩個種族組成的諸城邦，都有這個階級存在。他們似乎構成了一個封閉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