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壞資本主義秩序。按照他的邏輯，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結果是拿破崙主義——用拿破崙法典來維持市民社會的生產關係，用徹底的獨裁和對外的軍事光榮，既壓住資產階級又壓住無產階級，使兩者都為帝國效勞，而不使兩者發生激烈的衝突。邏輯上唯一可能的結論是拿破崙主義，他只能為拿破崙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卻是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敗了梯也爾，俾斯麥能聽任法國成為公社的法國，像《法蘭西內戰》所描繪的那樣嗎？而且，公社內部並沒有產生出堅強的領導中心（你對這一點是看透了的），這種領導中心，唯有在1870年以後又過了40年，馬克思主義取得了工會的領導權，並且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時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對鎮壓反革命和進攻凡爾賽的軟弱，是和1793年遺留下來的影響有關的。1793年在歐洲留下來的影響，最深刻的是它們的恐怖主義。要知道，馬迪厄的稱頌羅伯斯比爾的《大革命史》，是20世紀的產物。直到西方文明傳到中國的時候，法國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羅蘭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這種對恐怖主義的強烈的反應，是巴黎公社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敗，正是白色恐怖的無比殘暴，這才在後代“要革命的人們”中間留下了這樣一個無可辯駁的命題：“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暴。”現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條件了：革命的專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義等等。1917年的革命勝利了，而以上這些命題，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還是有力的鼓動口號。

1917—1967年，整整50年。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這50年提出了以下這些問題。

1、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2、1789年、1870年、1917年，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它們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

3、1789年、1870年、1917年，設定了一個終極目的。要不要從頭思考一下這個終極目的？

關於第一個問題，說過很多了，暫時不補充了，待你批駁後再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準備多說幾句。

毫無疑問，資本主義這股潮流，沒有限於英、美，它把法國、北歐、西歐、日本等等都包括進去了。它有過極其殘暴的表現：殖民主義、分割世界、帝國主義，它曾經想撲滅1917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等。在英國，1870年以後直到第二次大戰為止，確實有過盛大的海外投資，把國內的經濟發展都耽誤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種經常在活躍著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傳統。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有過霍布森（John　Aileinson　Hobson）（他寫的《帝國主義論》，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原本）、維布倫（Veblen）等等直言不諱的批評家；大英帝國的倫敦，庇護了馬克思和他的“國際”。它還在它的內部發展起來了職工運動。這種職工運動固然把工黨，甚至本來是馬克思的社會民主黨吸收到它的體系裡面去，成為它的機體的一部分，然而也發展了一種“民主福利國家”。我最近涉獵了一些西方經濟學的文獻，有幾件事很可注意。美國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勞而獲的收入，1914年是1945年的兩倍。工資在國民收入（個人收入）中所佔的份額，戰後的20年中從60％上升到82％，他們的知識分子，現在正在強烈地鼓吹平等主義等等。至於另外一些事情，從西方新聞中可以獲悉的，則有西方的軍備支出，愈來愈受到國內福利支出的壓力而不易擴張。相反，蘇聯的國民收入則有40％用於軍備；軍備競賽的主動權，現在竟已操在蘇聯手裡。又在那裡，像薩哈羅夫這樣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脅——這可以說是因為他的自由主義幫了帝國主義的忙嗎？

這樣看起來，100多年的歷史，證明兩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無疑對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大的衝擊力量，沒有這種衝擊，西方的資本主義不見得會從帝國主義的道路上退回來，不見得會在其內部產生一股民主福利國家的潮流，至少，這股潮流不會強大到目前那種正在緩慢地改變資本主義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