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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裡，批評杜林主張的在商品流通條件下活動的‘經濟公社’時，確鑿證明商品流通的存在，必然要使杜林的聽謂‘經濟公社’去復活資本主義。”（同上，第85頁。）

三、“商品是這樣的一種產品，它可以出售給任何買主，而且在商品出告之後，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對商品的所有權，而買主則變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轉售、抵押，或讓它腐爛。”（同上，第46頁。）

稍稍研究一下上面三個不同論點，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下列兩個邏輯上的矛盾：

一、既然經過買賣過程轉移其所有權的產品才是商品，那麼，國營企業生產的、出售給國營企業職工的產品，也是商品；但是，如果在兩種所有制的生產企業間交換的產品才是商品，那麼，國營企業生產的，出售給國營企業職工的產品，並非兩種所有制企業間交換的產品，就不是商品；但是它又確實經過“買賣”過程轉移了所有權，所以又應該是商品，而這是互相矛盾的；

二，當社會不再存在僱傭勞動時，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或者不會去復活資本主義，或者必將去復活資本主義，兩者必居其一。不能說，他不會去復活資本主義，又必將去復活資本主義。不能把兩個互相排斥的論斷，同時並存於同一件事情的因果關係的推論中。

上面所說的，當然僅僅是邏輯上的矛盾。我們還必須研究，隱藏在這個邏輯矛盾背後的還有些什麼實質上的問題。

我們知道，斯大林在同書中提出了有名的、經過產品交換制的實行，使兩種所有制並存，轉變為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論點。斯大林在論證兩種所有制並存局面的前途時，指出商品流通及貨幣經濟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而當他企圖證明必須實行產品交換制以達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時，又強調商品流通的存在，將引導到資本主義的復活。兩個論點，分開來都可以說得過去，合起來就互相矛盾。

實行產品交換制，是不是會使兩種所有制並存的局面轉變為一種所有制？對於這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答案，這裡不準備詳細研究。我們倒是要問，即使實行產品交換制，集體農莊換來的工業品，怎樣分配給莊員？還是利用以勞動日為單位的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還是以一定額的貨幣資金（銀行如不供給這些資金，不妨假定集休農莊可以自己發行某種籌碼），週轉於集體農莊與莊員之間，作為莊員的勞動報酬，而莊員則憑以向集體農莊專設的商店，自由選購各類工業品？這個問題看來是瑣屑的，我認為有很大意義。因為斯大林在同一著作中並未說明國營企業職工的勞動報酬在單一全民所有制下，是否將廢除貨幣工資形式。假定國營企業職工繼續應用貨幣工資，因而有自由選擇消費物件的方便，那麼，有什麼保證，使集體農莊莊員不要求用貨幣來支付勞動日報酬？徹底的辦法，只有在國營企業職工與集體農莊莊員兩者之間，全部廢除以貨幣支付勞動報酬的辦法，代之以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

也只有實行這樣徹底的辦法，才真有把握的，使社會應用產品交換制，將兩種所有制並存局面轉變為單一全民所有制時，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成為國民經濟中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沒有得出這樣確切的論斷，卻留下了無法解釋的邏輯矛盾。我們沒有理由推斷，隱藏在他的兩個相互矛盾的相關論點背後的真正意見，就是要實行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但鑑於蘇聯歷史上曾經實行過這種勞動券，又想到斯大林在這樣重要的問題上，不應該留下這樣的邏輯矛盾；又想到如果他的本意是要普遍實行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過早提出這個意見，易於造成社會經濟生活上的震動，那麼推斷他的本意是要普遍實行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可能是他留下這個邏輯矛盾的原因，也許也不是沒有幾分理由的。

兩種所有制之間的產品交換，是商品生產的原因；消滅商品生產的辦法，就是實行產品交換制，這是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的基本論點。貫徹全書各篇的這個論斷，與所有權轉移是使產品成為商品這個論點固然是矛盾的，但我們如注意到，可能斯大林的根本想法是要在國營企業職工中也實行領物憑證式的勞動券，那麼，他也許把國營企業職工用貨幣工資這件事，看做是暫時的過渡的現象，而且這又是對農村的交換應用貨幣，存在著商品流通這個事實所造成的結果。一旦產品交換制實行，對農村的交換不用貨幣了，國營企業職工工資廢除貨幣形式將是自然而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