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絕了，或者微不足道；我們所看到的最後結果，是一個君主享有大權，但是受到了祭司階級的特權的拘束。在東方，貴族政治成為宗教的；而在西方，貴族政治成為民事的，或政治的，雖然有著這些區別，在一個英雄國王歷史時代的後面跟著來了一個貴族政治的歷史時代，這樣一個命題是可以被認為是正確的，縱然並不對於全人類都是如此，但無論如何，對於印度…歐羅巴（Indo…European）系各國是一概可以適用的。”（梅因：《古代法》中譯本，第6—7頁）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臘，羅馬，呔陀時代的印度，埃及，巴比倫，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後的歐洲。真的，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對於西方史家來說，是最現成的根據，甚至日本也部分適用。就是對於中國完全不適用——不，對於春秋戰國時代還是適用的。春秋戰國時代真是中國史定型的關鍵時代。

必須注意，所謂希臘城邦的貴族政治，並不是傑出的一二個貴族的“人治”，它是合議制的，它會發展出一套貴族這個階級內部的民主慣例，從而必須逐步建立起一套規章制度，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淵源，總之，這是“法治”。而且，既然“國家高於它的統治者”，必然就會體現為作為階級意志的法律高於個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為法，后王所定者為令”一樣，只體現個別統治者的意志的東西了。

那麼，王又怎樣呢？

當形式上的王政還繼續存在的時候，王不過是貴族階級中比較顯要的一員，他沒有實權，更沒有特權，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職務是主持祭祀大典，就是這種“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的地位也沒有維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庫梅的王政至少繼續到公元前八世紀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於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