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孤兒院的接班人。

我們在紛亂的校園中看到了已經是一個小夥子的張軍龍。他活躍健康，甚至英氣勃勃。他知道人們傳說中的事情，可是，他無法承諾。

“我還在上學。以後的事，我不知道。”

孤兒院（4）

214個孩子，還有王家玉，究竟該有怎樣的結局？有人說，王家玉精神可嘉，但個人無法承擔整個社會的道義與良心。“超能力”的愛心，往往造成不可收拾的殘局。

又有人說：沒有王家玉，無家可歸的孩子依然存在，只不過大家視而不見。挑起整個社會道義與良知的王家玉，理應得到社會更多的幫助。

自始至終；王家玉沒有權衡。所有流浪著的孩子，都讓他心有不忍。

我在河的這邊，王家玉站在河對岸孤兒學校的門口，左手扶著傷痛的腰，右手朝我揮著。一幫孩子簇擁在他的身後，一樣地，拼命朝我揮手。

一條河，像一條鴻溝，隔著他們與我們。他們，成為鮮為人知的一群。他們的內心，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未來，全被隔在了河的另一岸。走出來，是他們全部的夢想。

車子啟動。一轉眼，河對岸的那一群，陡然消失在校舍的拐角。

宏雅的微笑（1）

在電視上，慈善組織舉辦一個晚會。我看到魏宏雅，一個患了白血病的年輕女孩。她在向黑壓壓的人群鞠躬，她的臉上帶著笑容，慌亂而且膽怯。我心裡一陣刺痛。想去看她。

1999年2月12日，農曆臘月二十七，從中華門乘車到江寧，再坐馬自達到銅山鎮。魏宏雅的家是一間簡樸乾淨的平房。幾乎看不出生病的樣子，她快樂地和我說話，她帶我去看她們的小鎮，她給我看她一櫃子的書。

“等過了元宵節，送小雅去醫院了，再打聽有沒人要這房子。”

她父親和我站在巷子口說著話，帽子拿在手上，一頭銀白的頭髮，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門口，遠遠地望著我們。陽光從巷子口斜斜地照下來，照在她的臉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來，朝我揮手。

回到南京，連續一個星期，我心裡沉甸甸的，放不下她。

1999年2月21日，大年初六。我又來了，看她，送書給她。她穿著一件紅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燒在冬日的陽光裡，生動鮮活。這撲面而來的勃勃生機與時刻覬覦著的死亡的陰冷，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刺得人心裡發痛。

在偏僻簡陋的小鎮上，她快樂地走著，不時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的叔叔伯伯阿姨們打著招呼。在一個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來，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紅紅的臉蛋上。她告訴我，鎮上有了第一家歌舞廳，春節，爸媽終於同意讓表哥帶著她見識了一下；她還說，知道她愛讀書，有好多朋友借書給她，《巴黎聖母院》看不下去，一大段一大段地描寫著巴黎的建築，煩死了。她說她喜歡《簡愛》，可是隻讀了一半，媽媽不讓讀，說不是好書，就還了。她現在仍然是一個乖乖女。她說母親還是不讓她出去亂跑，以前是想讓她在家看書學習，現在是怕外面細菌太多。她笑著：“其實我也不愛出來玩，在家看書就最開心了。”她寫了許多小短文，挑了些給我看，還有一些，她悄悄地藏了起來。

這個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麗女孩沒什麼兩樣。一樣的愛笑，一樣的愛美，她的嘴唇上塗著淡淡的口紅。

坐在鎮門口的大草坪上，我們聊天。

“當事者總是最後一個知道壞訊息。”宏雅說，“那天，從父親的包裡掉出幾張皺巴巴的紙，是傳單。求人可憐求人幫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瞞了我三個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幾十萬，更沒人告訴我這個。我的大腦裡一片空白，我面無表情，然而心裡在掙扎變形。病房過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樹，街上汽車的引擎聲和喇叭聲越來越遠。不是說是貧血嗎？不是說是貧血嗎？我的嘴裡機械地反覆地念叨著。我知道，這是絕症。所有的人都拋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

“父親出去了。我想那些傳單是散給街頭路人的。他該如同天橋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掛著紙牌求助的盲流吧。父親從來是不肯求人什麼的，他的腿殘疾，他有著過分的自尊。我心如刀絞，為自己、為父親。”

“他回來了。我聽到他的腳步聲，躲進被子，用被裡擦乾臉。他還是一臉的笑，皺紋裡滿是灰塵。我對他說：‘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著我的頭髮：‘等幾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