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並不能據此就說，這些政體不是資本主義的。同樣的，蘇聯體制確實有一些反面的特徵，但也不能據此就否認這一制度中同時存在著許多重要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蘇聯體制的社會主義成分使它成為一種與其主要的對手——現代資本主義——十分不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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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精英（1）

為便於理解蘇聯體制的演變和終結，我們有必要對操縱該體制的黨—國精英有一個清晰的印象。專家們普遍同意，黨—國精英在大清洗和大放逐的斯大林時代結束之後，還能夠團結在一起並保持穩定。不過，要把這些精英與蘇聯其他人區別開來，卻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對而言，它確實比區分2　000萬蘇聯共產黨黨員之間的界限要難一些，後者在每一個車間和農村公社裡都擁有大大小小的黨組織。

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政治局、書記處、部長會議、中央委員會——約有幾百人——一起構成了精英高層。這一高層制定國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決議，並有權提議變更高階領導層。然而，單靠他們來統治和管理幾億人的國家，未免顯得有點勢單力薄。

整個黨—國精英還包括廣大的官員們。在黨內，它包括各部領導、中央委員會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團高層領導以及各加盟共和國、省、主要城市黨委的第一書記。在政府中，它包括聯邦各部門和各委員會的高階官員、最高蘇維埃領導人、各加盟共和國的部級官員。它還包括武裝部隊和安全部門的高階官員。除了以上這些正式的政府機構之外，它還包括大型企業的最高層、貿易協會領導人和科學、教育、文化和大眾媒體各主要機構的負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一精英階層人數約有10萬人，約佔蘇聯總人口的　1/1　000。

組成這些精英的是些什麼人？布林什維克黨的早期領導層由一些忠誠的革命者組成。可是在其掌權並變成執政黨之後，它就開始吸收那些只不過是想要提高社會地位並獲得聲望、權利和物質特權的人，儘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設新社會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林什維克黨只有萬人，而到了該年底，這一人數急劇膨脹到30萬，1928年是130萬，1933年其總數就達到了300萬。

在斯大林於30年代末發動對黨—國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後，早期的“老布林什維克”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活了下來。在殘酷鎮壓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時期，很難想象有真正信仰社會主義觀念的人，會被吸引入黨並上升到黨—國精英階層。隨著黨—國精英階層在戰後日趨穩定，它日益變成了一個與1917年奪取政權的革命組織完全不同的實體。

要想爬到戰後的精英階層，需要許多個人條件為基礎。正式教育是首須具備的，它不管是對農民出身的年輕人，還是對工人出身的年輕人，只要符合規定，通通免費。對於那些要從卑微出身爬到精英階層的人來說，技術和工程教育是最通行的捷徑。個人關係也起重要的作用。年輕人在學校和共青團裡營造畢生的友誼和聯絡，它們能夠助人步步高昇。在這個等級森嚴的體制中，對上級的忠誠是提升所需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天分和能力同樣起著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在沿著經濟管理之路步步高昇的事業方面。最後，要提升，就得牢記和緊跟官方路線，即社會發展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官員們應該無私無怨地為人民服務等。雖然確實有人真的相信官方路線，但大多數人口是心非，他們相信，只要在適當的場合高呼幾聲，就萬事大吉。

任何由10萬人構成的團體，都參差不齊、良莠混雜。不過，蘇聯體制確實希望為其精英成員選擇並培養一定的個性特徵。在其戰後的穩定時期，蘇聯體制造就了一個其大多數成員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講求實用、機會主義和現實主義並存的統治集團。

蘇聯精英成員的上述特徵，聽起來像是對任何現代社會制度中的統治集團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蘇聯精英的情況和古今其他社會制度中的統治集團是不同的。縱觀整個歷史，在各種型別的社會制度中，統治集團往往都由財產所有者所構成。在具體的社會制度中，佔有各種最有價值的財產，保護這種佔有的需要，易於在統治集團成員中鍛造一條堅強的紐帶，同時使之緊緊繫於該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財產制度還能夠使它的統治集團成員依靠財產繼承而使其身份代代延續。

蘇聯體制的社會主義信條禁止其統治集團獲取個人財富。實際上，一切有價值的財產都屬於國家。西方專家普遍認為，在蘇聯體制中，除了極高階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