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沒有結社的自由，更談不上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了。

黨—國精英們試圖全方位控制大眾生活的所有細節，甚至地方社團也包括在內。蘇聯公民無法擺脫昔日封建農奴對其莊園主的依賴關係，甚至連遷移的自由都沒有。20世紀30年代早期由強制集體化所引起的社會###，其後果就是死板的戶籍制度把所有的公民都束縛在特定的城鎮裡。未經官方許可的外遷是被禁止的。

就像政治權力是非民主的、高度集中的一樣，經濟權力也是如此，即使政治制度真的民主，公民可以自由投票選舉政府官員，如果經濟結構沒有變化，它也會與工人經濟生活自主的社會主義觀念相沖突。經濟決策權被劃分為許多級別。最重要的經濟決策由中央做出，然後層層傳達給下級。在該體制中，部級以下，從企業負責人到普通工人，其基本的經濟角色就是執行上級命令。1917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管理其工廠的要求，一度得到了布林什維克的響應，也一度成為革命的重要方面。可是在布林什維克掌權之後，這種觀念卻煙消雲散了，蘇聯企業所具有的典型特徵，即個人全權管理制度，卻是直接從該時代的資本主義管理手冊裡抄襲過來的。

不過，蘇聯工廠裡的內部關係在形式上並非全部是資本主義的。由勞動力短缺所造成的長期穩定的工作和工人的非正式權利，促成了一種家長式的管理作風。在大型的蘇聯企業裡，職工的隊伍穩定、崗位穩定，也不能隨意遷往其他地方；企業為職工們提供了食堂，為他們的子弟提供了幼兒園，為其休假提供了閒居地，甚至還分發特殊消費品，所有這些，都和家長式的封　28　來自上層的革命　建莊園毫無二致。蘇聯企業的負責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其企業和職工的代表和保護人——在企業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私有化之後，這一模式導致對人們期待的資本主義企業行為標準的偏離。

蘇聯精英們所享有的物質特權是與社會主義的平等價值觀相對立的。前面所說的相對平均的金錢收入分配，並不包括精英成員們所擁有的獲得消費品的特殊門路。有一些特殊商店只對精英開放，它們提供包括西方進口商品在內的優質產品。甚至還有一些特殊工廠，專門為精英們生產優質商品。特殊的建築企業，則為精英們建築舒適寬敞的住房。高階官員還享受特殊待遇，這包括使用豪華轎車和建在鄉間的裝置齊全的公家別墅。不管是特殊商店還是特殊待遇，都嚴格按照職位高低來確定級別。這種特權制度在改革之前官方從來沒有承認過，因為它與官方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明顯相沖突。但是，有誰會不知道呢？

在蘇聯體制中，最好的東西不是拿來賣的。單靠有錢並不能得到它們。消費和你的地位高低、職位大小密不可分。我們可以把這種視地位和職位高於財富的制度為半封建的，但它卻是現代蘇聯官僚機構的高效發動機。實際上，通往特權生活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往上爬。在這個精英階梯上一旦失足，你就失去了進入特權的、舒適的生活的一切門路。

決定一種現實的社會制度是否是社會主義的，其難度主要在於如何解決社會主義中政治權力的特殊作用問題。資本主義制度能夠與許多不同的國家權力形式相併存，包括美國和大不列顛的多黨制民主、戰後日本和義大利的一黨制長期統治、戰後西班牙和韓國的專制政體，以及納粹德國的恐怖主義獨裁製。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資本家階級都佔有大部分生產資料，僱用工薪工人，在市場上為出售產品而競爭。

社會主義從來不認為工人是生產資料的單個所有者和支配者。資本主義所開發的技術使生產成為一種社會的而不是個人的活動。如果工人要佔有和支配生產資料並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競爭和敵對狀態，他們就必須透過某種群眾組織來進行。因而，如果社會主義必須以公有制為基礎，那麼，在政治和經濟制度中普遍採用的、支配公有財產的國家本質、公民權利、決策機制，就都與社會主義的定義密切聯絡在一起。蘇聯所具備的，確實有社會主義的某些重要特徵，而它所缺乏的，卻是最為根本的、人民對國家和經濟的統治權。在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極的受動者，而不是積極的參與者。這是它最為重要的非社會主義特徵。

蘇聯體制的專制性與它對公民許多基本權利的否認交織在一起，使得一些分析家們得出結論說，它很少是或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這種結論根源於一種與純粹的社會主義不相稱的思想。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們也許對均是基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南非種族隔離政體和德國納粹政體感到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