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資源的相互爭奪。

因此，在“取天下”和“守天下”兩種截然不同的大背景之下，帝王作為組織的最高首腦，也會面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訴求。

這便是為什麼本書要以文帝劉恆，而不是高祖劉邦作為200年西漢王朝的君王之“根”。實際上，劉氏皇統的後世子孫們在論及治國之道時，談得最多的也是文帝，而不是高祖。

但是，劉邦身上的許多稟性，仍然不應當被遺忘。他以一介草莽，提三尺之劍，興兵以取天下，必然有許多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我們去深思。其時群雄並起，在他之前的陳勝、吳廣和項羽，雖然一度呈風捲殘雲之勢，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眾叛親離的命運，只有劉邦才讓那麼多的亂世梟雄誓死追隨。

究其原因，大致與如下兩方面密不可分：

其一，與人分享勝利果實。

劉邦深知自己本是一介草莽，大家跟著他打天下，必然都有各自的利益訴求。誰也沒有把他劉邦當“神”來看，因此便不會有人以敬“神”之心來對他——每位追隨者都不可能只顧奉獻不取回報。

劉邦一生做得最出色的，便是正視部下的利益訴求，並毫不吝嗇地滿足他們，使得許多當世梟雄都甘心為他拼死效命。

從劉邦建國前後對功臣們的封賞便不難看出，這些追隨者確實沒有跟錯物件。

最後的結果是：每位追隨者都“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劉邦。”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天下初定。劉邦在洛陽南宮與群臣設宴暢飲時，要求在座諸公回答一個問題：朕為什麼能夠得天下，而項羽為什麼會失天下？

高起和王陵對答道：陛下雖然對人傲慢無禮，但卻從不虧待有功之臣。陛下派人去攻城略地時，每有所克，便會以勝利果實來獎賞他們。項羽則不同，他表面上仁慈而禮貌，但骨子裡卻妒賢嫉能。誰要是立了大功，他便要想方設法除掉人家；誰要是才能出眾，他便會對人家疑神疑鬼，百般猜忌。每次打了大勝仗，他都把功勞都記在自己一個人頭上，捨不得與功臣們分享。這便是他為什麼會失天下的原因。

劉邦道：“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從表面上看，劉邦的總結比起高、王二人來，似乎更加高屋建瓴，因此也常常被後世的讀書人津津樂道。

我們中國人都有眼高手低的浮躁病，對待知識或觀點的態度，常常只青睞於“最優”或“最新”者，全然不顧這些東西的實用價值。這種毛病在今天便有一個經典的表現：做管理的人喜歡追捧最時尚的“理論思潮”，似乎只有最“新”的，才是最“好”的，全然不顧這些東西能否為自己的管理實踐帶來多少價值。

正是在這種浮躁病的作用下，高、王二人的觀點便被忽略了，甚至被一些自以為深刻的人譏笑為鼠目寸光之見。

其實，他們與劉邦的觀點之區別，僅在於角度的不同：他們講的是“做人的德性”；而劉邦講的是“用人的能力”。二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兒，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可比性。況且，作為組織的管理者，“做人的德性”其實要遠比“用人的能力”要重要得多。

但是很少有人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雖然一個個都是說得比唱得還要動聽。

其二，待人率真，讓部下有安全感。

部下們追隨劉邦“取天下”時，每天都會面臨來自敵人的死亡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劉邦是一位喜怒不形於色、讓人琢磨不透的傢伙，那麼，部下們便會煎熬於組織內、外兩方面的“不確定性”所產生的危機感中，自然很少有人能夠堅持和他走下去（更多的論述，詳見拙作《黨史商鑑》第14章“領袖論”，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取天下”和“守天下”（2）

劉邦身上那種“大智若愚”式的率真，剛好讓前方拼命的將士可以沒有“後顧”之憂——他們不用擔心“琢磨不透主公的心思”而時常心懷忐忑。

在這個前提之下，劉邦身上的許多　“流氓惡習”，看上去反而卻更加可親可愛，不矯情、不做作。那些被他肆意侮罵的人，也不會有“受傷”或“受辱”的感覺。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年底，劉邦滅項羽之後不久便即皇帝位，開始對功臣論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