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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的旅順之行雖然短暫，卻使陳寶琛看清了溥儀作為日本關東軍籠中之鳥的處境，他感到溥儀已經失去了主動，恢復大清帝國的最後的希望隨之而十分渺茫了，但他從感情上又很不願意也不能夠擺脫與他的皇帝學生的關係，乃寄希望於求神問卜，並於隆冬季節親往津郊關帝廟求得一簽：“祖宗積德幾多年，源遠流長慶自然。但使勤修無倦己，天須還汝舊青氈。”

陳寶琛似乎又得到了安慰，向家人解釋說：“瀋陽是本朝的豐鎬舊都，‘舊青氈’這個籤很不壞！”聯想陳曾壽最近來信中介紹的旅順最新動態，似乎已初見應驗：“今日到旅順見上，說話甚多。總統一節，蘇廠（鄭孝胥）極力主張，且興高采烈，以為指日上任矣。經板垣到旅見面勸駕兩次，上嚴詞拒絕。板心猶未死，大約尚有第三次。好在上意堅決，當不至落其圈套，而蘇廠又掃興矣。”

然而，終歸還是落入圈套，占卜幫不了陳寶琛。到2月19日報上登出訊息，說奉、吉、黑三省“長官”張景惠、熙洽、臧式毅等，與板垣徵四郎在瀋陽會商“建國”事，結果確定“新國家”的名號為“滿洲國”，元首稱“執政”，為終身職，並發表宣言稱“諸族共和，期自由自治精神之達成”。2月24日陳曾壽電告天津，證實了這一訊息，在電文中隱稱偽滿“共和國”為“公司”。

落套既定，對陳寶琛來說鄭孝胥已經取得勝利，然而陳寶琛是很不情願接受這一事實的，當即與在津的胡嗣瑗商討對策，並急電探詢溥儀的態度，電文自然仍以隱語：“公司定貨允否？盼復。”2月27日，陳曾壽的覆信到了，並無好訊息，所謂“新國家為一非驢非馬之形式，然處於不得不允之地”。他在致胡嗣瑗並轉陳寶琛的信中詳述了溥儀等在談判中的處境，這封信也是受命而寫：“自提出大總統後，上極力拒絕。旋派羅、鄭、上角赴奉晤板垣，面盡一切。乃鄭一味敷衍，不傳本意，毫無結果。昨日板自來，改為‘執政’名目，避去‘共和’字樣。勢在必行，加以威脅。壽與鄭父子不免衝突。上不得已，乃允其暫行執政。俟議會議定國體，或為君主，再加審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若民主，則立即辭退。屬其將此意宣言之，渠亦允諾。唯此局面，明是騙局，但不允則危機立見。其錯在離天津，此後乃必至之果。叔言（羅振玉）此時頗持正論，而已無及，但頓首自咎而已。上屬以經過情形轉告，屬勿過懊惱。請即轉告太傅（陳寶琛）。”

儘管溥儀仍表示對陳寶琛、陳曾壽、胡嗣瑗等信從和依賴，而對鄭孝胥等頗有怨恨，甚至大罵鄭孝胥“非人類”，最後還是走上了鄭氏父子鼓吹的道路，基本放棄了“正統系”的十二個條件，同意“暫任執政一年”，一年之內，憲法成立，國體決定，再定去就。

1932年3月9日，溥儀在長春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其後電召陳老師、朱師傅，他倆以年老體弱“不耐東北嚴寒”為詞而力辭不就職。他們不但不滿於溥儀的偷渡之舉，更不滿於當時圍繞在溥儀身邊的鄭孝胥父子等人，為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依仗外勢專為身謀，不恤大體，不顧恩義，不諳掌故，一切以意為之。眼前必鬧笑話，異日必多流弊，聽之不可，爭之不得”，因此是絕不可以與之同流合汙的。1934年3月1日溥儀在“新京”（長春）舉行“第三次登極”大典儀式，身份是滿洲國康德皇帝，北京的王公舊臣紛紛前往朝賀。。　最好的txt下載網

溥儀：在帝制崩潰後一再消長（15）

成為封面人物的溥儀

就在溥儀登極後不幾天，“康德皇帝”溥儀成為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人物。《時代》週刊是由出生於中國的美國人亨利·盧斯和布里頓·哈登籌資萬美元，於1923年創辦的。該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夠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其觀點代表並影響著人們，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受眾對新聞事件的看法。此前中國人出現在《時代》上的封面人物寥寥無幾，但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如吳佩孚、曹錕、蔣介石等。然而，這些人，溥儀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然而，有個人卻是例外，那是在他之後上榜的汪精衛。他不但耳有所聞，也目有所見。當時，汪精衛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年屆52歲，已是暮年。《時代》封面選用了汪精衛近期的一幅肖畫素描，臉上雖透出幹練，但神情略顯疲憊。曾以風度翩翩而著稱的汪精衛，傳奇的丰采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