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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農民“的哥”（3）

一輛桑塔納緩緩駛近“河南飯館”，停了下來，車上走下一位頭髮灰白、身材高大、但略微駝背的男子，坐在了我的旁邊。“張生”給我們做了介紹，告訴我他是這裡年齡最大的司機，今年已有六十多歲，大家都管他叫老周。聽說我是記者，老周表情淡然，並沒有與我握手，只是遞給了我一支香菸，但濃重的河南家鄉話卻轉換為略有口音的普通話：“第一次來廣州？哦，來過多次了。”

我們聊了起來。老周來自農村，但也談不上是幹農活長大的。他當過兵，也是開車，但未能提幹，一直是志願兵，走南闖北，從東北調防到上海，見過大世面。復員後，他找到了周口縣城一家運輸公司的工作，繼續開車。前些年，公司倒閉，他也下崗，索性返回農村老家，靠種地和很少的退休金維生。後來兒子上大學，家裡經濟拮据，老周又老驥出征，來到廣州開車，用他的話說，“給兒子掙一份學費”。

聽說我也在中國當過兵，老周的口氣親切了許多：“按軍齡算，你還是個新兵蛋子，哈哈。”談到他在廣州開車的遭遇，他話多了起來：“廣州人倒是不排外，但廣州計程車管理部門不喜歡我們河南人，資格考試越來越刁難人。你說，考試出題，讓我們這些剛從河南農村出來的人馬上說出廣州市區兩地最直線的距離，能說出來嗎？”

我的荒誕感減弱了許多：我似乎觸控到了這些農民“的哥”的所欲所求和喜怒哀樂。其實，30年前，我在中國當兵時，接觸的戰友，絕大多數也都是農村兵，我知道他們想什麼、要什麼，儘管那個年代他們慾望的實現渠道是入黨、提幹、留城，但也算是一種“城市化”衝動吧。

“來，咱們換一個桌子，與我的老闆一起喝點兒酒。”老周捻滅了快燒到手指的菸頭。

“我在深圳開計程車，開了十多年，現在已經在深圳買了房子。我老家是湖南攸縣，農村的。深圳一半以上的計程車司機，都是從我們攸縣來的。你想知道我是怎麼想起幹這一行的？我給你講個故事吧，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初中畢業後就沒幹過一天農活，我走南闖北，先是打工，後來做小生意，但幹了多年也沒賺到什麼錢。有一次，在雲南邊境的一個城市，一個人高馬大的顧客欺負我個小，拿了貨，不給錢，我火了，噌！我扯開了夾克拉鍊，露出了身上綁著的短刀和火槍：‘你曉得老子是做什麼生意的嗎？你曉得老子天天和什麼人打交道嗎？’那人嚇得臉刷白，扔下貨，撒腿便跑。但我也有些後怕：萬一他叫來警察怎麼辦？我收拾起貨，攔住一輛計程車，對司機隨便說了一個地名，便人貨一起上了車。車到了，司機一說價，我傻了。這麼短的路程，他竟敢收這麼多錢！我把當天賺的大部分錢都給了他之後，突然對自己說：我為什麼不能開計程車？我為什麼不能賺這個錢？後來，我來到了深圳，用打工和做小買賣賺來的錢買了輛車，幹起了這一行……”

──深圳一計程車司機

我們換了一個桌子，坐到老周的“老闆”和另外一位河南司機的對面。所謂“老闆”，其實也是同樣來自農村的普通“的哥”，只不過因為在廣州開車年頭久，自己買了車，而老周剛來廣州不久，買不起車，只好租他的車，與他輪班開車，因此尊稱他為“老闆”。

“張生”進了廚房幫忙，他妹夫端上幾盤烹調簡單但尚可口的炒菜和涼拌菜，他妹妹則提來幾瓶啤酒。老周給我面前的塑膠酒杯倒滿啤酒，也不勸酒，就與“老闆”和老鄉嘮起家常來，普通話又換回河南話。

席間，“老闆”得知我是記者，也用“河南普通話”向我訴起苦來：“我們河南人在廣東名聲不好，作為計程車司機，我們也處處受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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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農民“的哥”（4）

另一位司機也加入進來：“現在廣州計程車行業也在搞本地化，想方設法排擠外地農民司機，尤其是河南司機。但這一行工作太辛苦，工作時間長不算，交了份兒錢後，自己也落不下多少錢，所以廣州本地人不願幹，擠走外地人後，廣州的計程車行業肯定癱瘓。”

為了安慰他們，我講述了我在深圳遇到的那位湖南“的哥”的故事，但一直沒有插話的老周突然打斷了我：“他十多年前起步，在深圳開計程車，但今天的情況早就不能與十多年前相比了，現在不管在廣東什麼地方，開出租都不那麼容易掙錢了，油價、氣價一個勁兒地漲，交給公司的份兒錢卻仍然那麼高，”老周指了指另外兩位，“像他們這樣還算年輕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