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落後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

穩定人心（1）

非常時期的###長是難當的，一是戰亂遍地，家國破碎，人心惶惶；二是突然換了###長，而且是從事黨務和特務工作的人，今後教育界難免黨化和特務化，人心也惶惶。

陳立夫深知處此非常時期，不能按常規辦事。

因此，上任第一天，首先得穩定###大小官員、工作人員的人心。

在發表就職演說時，陳立夫特別強調：“凡是願意幹的，我都留用。

留任的概不更動，已去職的位置物色適當人才補充。

”他還說：“我過去受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只帶了一個秘書，我自己從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也可為我所用。

”一席話撫慰了部屬的惶恐之心，免去了大家的疑慮之情，起了很大作用，保證了事務、行政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當然，陳立夫並非完全像他所說的那樣，用人唯才，一秉大公，在關鍵職位上，他還是任用自己的親信，他認為有些主要職位，都與將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係重大，為從全域性出發，必須用自己信得過的人。

老###長朱家驊離任時，帶走了兩位次長和兩位司長及主要秘書，這一空缺怎樣補上呢？陳立夫認為這是重要職位，便任命曾擔任過浙江省教育廳長、交通部和內務部次長的張道藩為常務次長，任命曾擔任過河南省政府秘書長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張廷休為簡任秘書。

對此，陳立夫並不掩飾他的派系色彩，他公開說：“這兩位都是與我共事較久的同志，他們都曾擔任過大學教授，也是教育界知名人士，把部內日常事務交給他們，我完全放心。

”只是，陳立夫拉來###任職的黨方人士並不多，所以，並沒引起教育界的微辭。

另外三個職位，因並不特別重要，陳立夫則從教育界選擇。

經慎重考慮後，陳立夫任命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顧毓秀教授為政務次長，復旦大學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為總務司長、北京大學教育系主任吳俊升教授為高等教育司長。

這樣一來，教育界人士有所釋疑，當時蔣夢麟就說：“自從###的新人事發表以後，我們知道陳部長系純粹從教育的立場來主持行政，大家都放心了。

”對於司以下的官員，陳立夫一般不插手，而是各主管部門保薦，由陳最後核定。

這樣，既可避免部外的人情委託，也可發揮下面主管部門的積極性。

由於以上措施，穩定了部內人心，使得陳立夫在以後7年教育行政管理中進展順利，有所成就。

其次，要穩定全國教育界人心，也就是要統一思想，消除混亂。

當時，處在抗日戰爭非常時期，問題很多，但重要的如陳立夫自己所說，“面臨極需解決的有兩大問題：第一是戰區逐漸擴大，學校員生不能原地進行教學，紛紛內遷，流亡在途，除需緊急救濟外，此等學校，是繼續按原來規模辦學，還是緊縮歸併？此為‘量’的問題；第二是抗戰前夕，即有人高唱‘實施國難教育’，完全改變平時教育的性質，一切課程及訓練，均以適應軍事需要為前提，因此極須在平常教育與戰時教育兩者之間作一選擇，這是質的問題”。

關於量的方面，即學校是縮減還是發展的問題。

國民黨一些官員認為，現在正處於戰爭非常時期，一些學校已被破壞，一些學校遷徙流亡，乾脆停辦。

而且國民政府資金有限，應把有限的資金全部投入戰爭，爭取戰爭的勝利，縮減一些學校可以節省資金，支援戰爭。

另外，抗戰需要大量兵源，學校縮減停辦，青年學生可以參軍參戰。

因此，他們主張：“高中以上學校除個別與戰事有關者外，為配合抗戰，均應予以改組和停辦，俾員生應徵服役，捍衛祖國。

即初中以下學生未及兵役年齡，亦可變更課程，縮短年限。

”陳立夫不贊成這種主張，他認為即使在戰爭年代也有建國的任務，抗日後更要恢復生產、建設國家，要建國就需要人才，要培養人才學校就不能停辦，他說：“建國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斷，並且即在戰時，亦需要各種專技人才的訓練和供應”，根據這種情況，“遂決定學校數量不僅不應減縮，並且依據需要，還須相當擴充套件”。

他重申要堅決執行1937年8月27日國民政府頒佈的《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要》，即：“戰爭發生時，全國各地各級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