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雙手放到走廊扶手上去，張開雙腳。”他說，然後抓著阿拉菲爾的另外一隻手，要把她從我身邊拉開。

我用手指點著他。

“你在粗魯地對待這件事，退一邊去。”我說。

接著，我感覺另一個男人從背後猛推我一下，推得我失去平衡，衝過繡球花叢，摔在臺階上。我聽到他從皮質槍套裡抽出手槍，感覺到他的手向下壓著我的脖子，同時把槍戳在我的耳朵後面。

“你由於謀殺被捕了。你以為當過警察，就可以讓你破壞規則嗎？”他說。

我從眼角看到，阿拉菲爾目瞪口呆地看著我們，臉上帶著一種從噩夢中醒來的茫然神情。

第二節

他們把我關在拉菲特古老的教區監獄裡。監獄的年代非常久遠，鐵門上有橫木，牆壁被漆成藍灰色。在一間監獄門上，“黑人男性”的字樣仍然模糊可見。從新伊伯利亞來的路上，我戴著手銬坐在車後，想弄明白我究竟把誰給殺了。他們的反應是沉默和冷淡，這幾乎是所有警察對待一個被羈押嫌犯的態度。最後我放棄了，靠著椅墊坐回去，手銬咬人我的手腕。我看著橡樹從視窗輕輕掠過。

現在我被取了指紋，並被拍了照，他們翻走了我的錢包、口袋裡的零錢、鑰匙、皮帶、甚至還有我的肩衣鏈條。一名警員將所有這些東西放入一個大的呂宋紙信封中。這時我才意識到，一件重要的物品丟失了，一件與我現在處境有可怕關係的物品，是的，是我的彪馬折刀。現在，獄卒和咀嚼火柴桿的偵探，準備將我鎖進有六個單人房間的區域，這裡是為暴力和精神變態犯人保留的。獄卒轉動著鐵門上的鑰匙，把它敞到最大，然後用手輕輕在我背上推了一下。

“到底誰死了？”我問偵探。

“你這個人真特別，羅比索。”他說，“你將一個傢伙從陰囊割到胸骨，卻沒費心去問一下他的名字。他叫達爾頓·魏德林。”

獄卒在我身後咣噹關上門，轉動著鑰匙，穿進鋼鎖橫木。於是我走進了我的新家。

這裡與我曾經見過的任何一個監獄都有所不同。盥洗室發出臭味，空氣聞起來像陳腐的汗味和香菸味，床墊已經變黑，上面都是人的油脂。牆上胡亂塗著人名、和平語錄、男女生殖器的素描。更多膽大的人曾經爬到房間頂端，並且用打火機沿著天花板燒出了他們的名字。

地板上環繞主門周圍有一條“死線”，這是框出一個長方形區域的白色線條，當門旋轉著開啟或受優待的囚犯發放食物時，這個框裡最好不要站人。

但是住在六個單人房間裡的，都不是城市或教區監獄的普通住戶。其中一個名叫傑勒密，是個罪大惡極的瘋狂的黑人，他扼死了幼小的孩子。他後來告訴我，一個警察用警棍劈頭蓋臉打了他。儘管他到這個監獄已經兩個星期了，但在他嘴唇上，仍然有紫紅色的傷口，在他多毛的頭上有一個鳥蛋大的腫塊。我還認識了其他人：一個來自新奧爾良的摩托車手，他將一個女孩的手釘到了一棵樹上；一個系列強姦犯，他在阿拉巴馬州被通緝；一個越南暴徒，他和另外一個人為了一個汽車電池，用跳繩絞死了他的商業夥伴；還有一個被判過四次徒刑的罪犯，這是一個肥胖、咧著嘴笑、目光完全茫然的男人，他在從德克薩斯州的蘇卡蘭農場逃跑之後，謀殺了整整一個家庭的人。

他們給了我一個電話，於是我打電話給拉菲特最好的法律公司。像所有捲入法律糾紛的人一樣，我馬上意識到，落在我身上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濟負擔。律師的預聘金是二千美金，繼續聘用的費用是每小時一百二十五美金。當我努力去思考，如何籌措那筆錢時，尤其想到我的保證金還沒有著落，而且我還不知那會有多高時，我感覺腦袋裡彷彿爬滿了蜘蛛。

第二天早晨，我帶著自責發現，我總共需要十五萬美金。我感覺臉上的血似乎都被抽乾了，冰涼一片。律師提出可以減少保證金，並且爭辯說，我是當地的商人、曾擔任過警局官員、擁有一份地產、還是戰爭退伍軍人。

法官用一個指節支撐著下巴，回頭看著他，冷漠得就像一個厭倦的觀眾，等著一部老電影快快散場。

我們都站了起來，法官離開長椅，我茫然而眩暈地坐到律師身旁的椅子上。警員準備給我戴上手銬，帶我踏上返回監獄的旅途。律師用兩個指頭對著警員作了個動作。

“請給我們一分鐘時間。”他說，這是位年長、體格魁梧的男人，紅色的頭髮稀疏而修剪不齊，穿著套裝，戴著夾式領結。

警員點點頭，退到側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