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來得及看一下信封是否還在那裡，就被推到了站臺上。信封不見了。分流的人群擁著我走了六七英尺遠，當我迅速轉身想擠回到車廂裡去時，門已經關上，地鐵已經開始移動了。我用拳頭砸著經過的車窗，可列車員沒注意到我。F線列車開出了站臺，幾秒鐘後就消失了。出院後，我也曾為類似注意力的小疏忽自責過，可沒有比這次更糟更令人痛心的。我沒有把信封拿在手上，而是愚蠢地把它塞進那個小得裝不下它的口袋裡。現在約翰的手稿躺在開往科尼島的地鐵車廂的地板上，毫無疑問被布魯克林行政區一半的皮鞋和運動鞋踐踏過，變髒了。這是不可原諒的過失。約翰把一個未發表故事的唯一手稿託付給我，單就他的作品的學術價值來說，它很可能也值幾百元，甚至幾千元。他問起我對故事的看法時我怎麼講呢？

他說過如果我不喜歡可以把它扔進垃圾堆。可那只是對自己作品誇張的自貶，是開玩笑。當然他希望把手稿拿回去，不管我喜不喜歡。我不知道該怎麼補償。如果有人做了我對特勞斯做的同樣的事情，我想我可能會氣得想勒死他。這個損失固然令人洩氣，可後來我才知道，這只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夜晚的前奏。當我回到家，走上通向寓所的三層樓梯時，我發現門是開的——不僅是半開，而是貼牆敞開著。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格蕾絲提前回家了，也許抱著滿抱的包裹和食品袋，忘記把身後的門關上。可看了一眼起居室之後，我明白格蕾絲與這毫無關係。有人破門而入，很可能是從救火通道爬上來，撬開廚房的窗戶。書被撒在地板上，我們的小黑白電視機不見了，一張格蕾絲的照片，原先總是立在壁爐架上的，被撕成了小碎片撒在沙發上。我覺得這是一種十分惡毒的姿態，簡直是人身攻擊。我走到書架前去檢視損失，看到只有那些最有價值的書不見了：有特勞斯和其他一些作家朋友簽名的小說，還有半打首版書，是多年來作為禮物收到的。霍桑、狄更斯、亨利·詹姆斯、菲茨傑拉德、###·史蒂文斯、愛默生。搶劫我們的人不是一般的賊。他懂一點文學，把我們僅有的一點寶貝席捲一空。我的書房看來沒被動過，但臥室被系統地徹底地洗劫過。妝臺的每一個櫃子都被拉出來，床墊也被翻了個面，格蕾絲七十年代初在巴黎美格畫廊買的布拉姆·凡德·威爾德的平版畫也從我們床上方的牆上消失了。當我細查櫃子裡的東西時，發現格蕾絲的珠寶盒也不見了。她的首飾不多，但有一對月亮石耳環是她從她祖母那裡繼承下來的，原先也放在盒子裡；還有她小時候戴過的手鍊和我在她上次生日時送的銀項鍊。現在有個陌生人拿走了這些東西，這在我看來殘忍而沒有意義，如同強姦，對我們小小的二人世界的一次野蠻劫掠。我們沒有盜竊和房屋保險，我也不想報警說有人入室盜竊。竊賊從來不會被抓住。我沒有理由去追究一件在我看來毫無希望的事情。不過在這麼決定之前，我得去了解一下這樓裡有沒有別的人被劫。在這幢褐石建築裡還有三套公寓，一套在我們上面，兩套在下面。我先下到一樓去問卡拉麥洛夫人，她和丈夫一起負責看門的工作，她丈夫是個退休的理髮師，大部分時間花在電視上，賭球賽。他們那裡沒被動過，但我的訊息讓她很擔憂，叫來了卡拉麥洛先生，他趿拉著拖鞋走過來，聽完發生的事後只是嘆了口氣。“很可能是那些毒蟲乾的。”他說，“在你的窗戶上裝上柵欄，希德。沒有別的辦法防止那些垃圾們爬進來。”其他兩家住戶也都倖免於難。看來除了我們其他人都在後窗上裝了柵欄，因此我們理所當然成了襲擊的目標——這對沒有特意採取防範措施的輕信的傻瓜。他們都為我們難過，但潛臺詞卻是，這是我們應該受到的教訓。我回到寓所裡，在冷靜些的狀態下打量這一屋的狼藉更讓人觸目驚心。先前漏掉的一些細節忽然一個個跳出來撲入眼簾，再次加重了入侵的效果：沙發左手的一盞落地燈翻倒在地，壞了；一個花瓶砸碎在地毯上；就連我們那可憐的十九元買來的吐司爐也從廚房的臺子上消失了。我打了格蕾絲辦公室的電話，想讓她對此有個心理準備，可沒有人接，這表示她已經出來在回家的路上了。不知道一個人該怎麼辦，我開始清理屋子。那時應該是六點半左右，我期待著格蕾絲隨時走進來，不急不慢地做了一個多小時，打掃碎片，把小說放回到架子上，把床墊翻過來擺正，把抽屜安好關上。起初我挺高興，在格蕾絲不在的時候就整理得好看了很多。我把東西擺得越到位，她進來時的不愉快就會越少。可後來我做完了要做的事情，她還是沒有回家。那時已經七點三刻，早就過了因地鐵故障導致她沒法及時回布魯克林的時間。她有時工作到很晚，這是真的，可她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