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現在要打內戰了，但那些老傢伙都老了，戈林和戈培爾都是老黨棍。”

收音機裡說：“……到達他在阿爾卑斯山靠近布倫納的隱蔽住所……”

喬說：“我看是胖子赫爾曼。”

“……報道說他由於失敗受到巨大的打擊，他不僅是一個士兵和忠誠的黨的領袖，而且正如他曾多次說到的，他是大家親密的朋友，你將永遠懷念的朋友，就在戰後不久的政府改組期間的爭論中，顯然曾一度有些人反對鮑曼閣下進入最高領導層。”

朱莉安娜關掉了收音機。

“他們淨胡說八道，”她說，“他們為什麼這樣講話？談到那些可怕的劊子手就好像是說我們這些人似的。”

“他們像我們一樣，”喬說著又坐下來吃東西，“如果我們處在他們的位置÷我們也會幹他們所幹的事情。他們從共產主義那裡挽救了世界，如果不是因為德國，我們現在一定就會生活在赤色統治下，比現在糟糕多了。”

朱莉安娜說：“你說的和收音機一樣，胡說八道。”

“我一直在納粹的統治下生活。”喬說，“我知道是怎麼回事。難道誇誇其談就能生存12年，13年，或者再長一些，幾乎15年嗎？我從託德組織集團得到一張工作卡，自從1947年以來我一直為託德組織工作，在北非，在美國工作。聽著，”他用手指戳戳她說，“我有義大利人所具備的土木工程天才。託德組織給了我高薪。我不要為德國的高速公路鏟瀝青，拌混凝土；我幫助搞設計，是工程師。有一天託德博士到我們這裡來視察我們的工作。他對我說，‘你有一雙很好的手’，朱莉安娜，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勞動光榮；他們不只在口頭上說說。在納粹之前，每個人都瞧不起體力勞動，我也一樣。貴族社會也如此。勞動陣線結束了這一切。我第一次看清楚了我的手。”

他講得很快，以致含混不清，她難以聽懂他的話。

“我們全都住在森林裡，在紐約州北部像兄弟一樣，唱著歌，排著隊，去幹活，充滿戰爭精神，是去重建，不是去破壞，這是戰後重建的最美好的日子一個個街區的公共建築建起來，美觀，整齊，一長排一長排地。紐約和巴爾的摩整個變成了一個新城市，當然現在這些都過去了。大的卡特爾像新澤西的克虜伯和索恩就大出風頭。但那不是納粹，只是古老的歐洲威力，更糟的你聽說過嗎？像納粹隆美爾和託德這樣的要比像克虜伯這樣的企業家、銀行家好一百萬倍。還有所有那些普魯士人應該被毒死，那些身穿馬夾的紳士。”

但朱莉安娜認為那些身穿馬夾的紳士是永恆的。而你的偶像隆美爾、託德博士，他們是在戰後才開始清掃碎石、修築公路、開辦企業。他們甚至讓猶太人活著，極其幸運地大赦猶太人，這樣的話，猶太人就會拼命幹活。無論怎樣直到1949年……然後隆美爾和託德博士拜拜了，退休去放牧。

我不知道嗎？朱莉安娜想，難道弗蘭克沒告訴我這一切嗎？你用不著告訴我有關納粹統治下的生活，我的丈夫就是猶太人，我知道託德博士曾是最寬厚最高尚的人，我瞭解他所要乾的一切都是為數百萬悲慘、失望的美國男人和婦女在戰後恢復重建家園提供工作——誠實、規矩的工作。我知道他要看見為每個人實現醫療計劃、度假休養，還有住房，不論膚色；他是個建設者，不是空想家，在許多情況下。他總是設法創造出他設想的東西，他確實辦到了。可是埋在她心裡的一個念頭現在又頑強地冒了出來：“喬，《蝗蟲》這本書在東海岸不是禁書嗎？”

他點點頭。

“那麼怎麼還在看呢？”她有些憂慮地說，“他們不是還在槍斃那些看這書的人？”

“這要取決於你的種族，根據你極舊的臂章。”

正是如此，有關波蘭人、斯拉夫人、波多黎各人，可以讀的、寫的、聽的都受到最大的限制。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就好得多了，他們的孩子可以受教育，他們可以上圖書館、博物館和音樂會，儘管如此……《蝗蟲》不僅僅是分類的問題，書被禁了，誰都不能讀。

喬說：“我在洗手間裡看。我把它藏在枕頭裡，其實正因為它是禁書我才讀的。”

“你好勇敢。”她說。

他疑惑道：“你挖苦我，是吧？”

“不是的。”

他放鬆了一點：“對你們這些人來說很輕鬆，你們過著一種安全輕鬆漫無目的的生活，無所事事，高枕無憂。擺脫了無盡的事務，拋卻了過去，對嗎？”他的目光嘲弄著她。

“你在糟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