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以及處理兩國爭端的不同經驗等原因造成的。中國方面，李鴻章等當權者自70年代以來，雖一直認為有必要了解日本情況，但所下工夫實在有限。直到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等重臣無一人到過日本，不曾直接觀察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況。他們關於日本的知識，都是來自二手材料，其中主要的是1876年後派駐日本的清朝外交官的報告。這些外交官都未受過專業訓練，思想觀念一般比較陳舊，除黃遵憲這樣個別的例外，對日本狀況都缺乏深刻的判斷力。他們對日本擴張的野心、準備雖有所察覺和報告，但強調得更多的還是日本內部的困難與危機。就拿甲午戰爭前夕的駐日公使汪鳳藻（1892年赴任）來說，日本對朝出兵前，他只憑日本“官民之爭逐日激烈”的表面現象，“妄斷日本決無對他國生事之餘力”；日本出兵後，他也只是向國內報告日本外交、軍事決定和派兵情況，而不曾綜合日本各種動態、深刻分析日本政府的真實意圖與動機，以供國內當權者參考；甚至在中日決裂、他離日回國後見到翁同，還說“倭人僉兵多半脆弱”，“彼船實無鐵甲，只鋼甲數只，‘吉野’一船最新，有快船行廿三邁者二隻而已”。這就是他對日本擴軍備戰狀況的瞭解！由於得不到足夠和準確的資訊，無論是李鴻章還是光緒帝、翁同、文廷式等，都不能依據日本現實情況判斷其意圖與動向，都只能隨著事態的變化被動作出判斷。李鴻章固然一誤再誤，其他人也並沒有先見之明。至於對歐美列強的瞭解，則更是糟糕。李鴻章、奕等外交決策人物，甲午戰爭前不曾親履歐美國家，主要依據歐美各國駐華使領人員的言談、外國在華所辦報刊和清朝駐歐美使臣的報告，來了解歐美國家情況，特別是其對外政策。而在甲午戰爭前夕，曾任駐英國等國公使、瞭解歐美情況較多的郭嵩燾、曾紀澤，都已謝世，駐英法等國公使龔照瑗毫無外交素養、不通英法語言，又是1893年剛剛赴任，在英主要依賴英籍僱員馬格里；駐俄公使許景澄雖長年出使歐洲國家，但1892年後主要致力於中俄邊界問題談判交涉，未能深入研究俄國對東亞的政策。因此，當俄、英出面“調停”中日爭端時，許景澄與龔照瑗均未對俄、英真實動向作出有根據、有預見性的分析和推斷。龔照瑗7月11日前一直逗留法國，只憑馬格里的探報，接連向國內發回“英廷力勸和平議事”、“俄將請各大邦與聞”、“英廷向倭雲，定不能請中棄上邦權，催速和解”一類資訊。李鴻章等判斷俄國動向，幾乎完全依據俄使喀希尼的詞令，判斷英國動向，又受龔照瑗提供的上述資訊誤導，豈有不作誤斷之理？光緒帝一派人即使對俄、英等國有所懷疑，也講不出充足理由，自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

反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為對外擴張的需要，一貫致力於多方深入瞭解和刺探中國情況。自19世紀70年代以後，不少日本政界、軍界要人借各種機會來華窺探，如甲午戰爭的政治策劃人伊藤博文，1885年就借朝鮮甲申事件善後談判問題來華，在京、津直接觀察清朝高層情況，還“帶來水陸各弁，到處察探虛實，形蹤殊為詭譎”。回日後，伊藤述其窺探結果，說清朝“執權大官，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為治國要典”。“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再如甲午戰爭的重要軍事策劃者之一川上操六，在戰爭爆發的前一年（1893年）親赴朝鮮、中國，刺探軍情，觀察地形，也是周知之事。至於日本駐華外交官，更是以窺探中國內情為重要任務，如1882年至1885年任駐華的公使本武揚，便曾“自俄國由中國新疆並繞歷中國沿海各省回國，曾著有攻取中國，以何處為難，何處為易；其山川險要，人情土俗，無不詳載……按冊而稽，俱無錯誤”。此外，日本軍方和民間對外擴張團體，從1873年以後便有組織地向中國內地不斷派遣諜報人員，這些間諜系統地蒐集了關於中國軍事、政治、社會的情報。甲午戰爭前夕，日本駐華外交機構與諜報人員竭盡全力刺探各種情況，僅“駐津倭領事及武隨員二人”，便“日派奸細二三十分赴各營各處偵探”；日海陸軍的間諜瀧川具和、神尾光臣蒐集的大量情報，使日本當權者相當及時、具體地瞭解到中方動向。日本瞭解、刺探中國情況完全可以說是多層次、全方位、持續不斷地進行的，這足以說明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當局何以能做到準確判斷中方動向。在瞭解歐美列強方面，日本也下了極大功夫。且不說明治維新剛開始時就有大批日本政府官員前往歐美，就說甲午戰爭中日本軍政要員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陸奧宗光、川上操六等輩，無一不曾長期逗留歐美，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