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致力於加強中朝傳統的宗藩關係，料定東學黨起義不斷擴大，清政府必會應朝鮮政府之邀出兵，認定這是造成中日在朝軍事對峙的大好機會。中、日在朝對峙局面出現後，日本政府又認準清政府最擔心宗藩關係削弱，認為抓住這一點做文章，清政府“十有###”不會輕易讓步，這樣就能激化矛盾，惡化中日關係。對清政府有無堅定決心對付日本挑戰這一點，日本政府認為：清朝“依然墨守古習”，派系林立並且互相傾軋，“不確立自己立腳之地，單恃外力之援助”，李鴻章並非“豪膽逸才”，沒有“非常之決斷力”，只不過是“善視事機之利害得失之人”，清政府“缺乏中日兩國間紛擾不解時不得不訴諸干戈之決斷”。

甲午戰爭前的朝鮮半島，是列強爭奪的焦點，國際關係錯綜複雜。中、日軍事對峙的局面一出現，俄、英等國便打著“調停”的旗號，頻繁插手。它們的真實立場與動機，事後雖然盡人皆知，但在當時，卻是撲朔迷離，不易判斷的。在一段時間裡，俄、英表現出希望中、日同時撤軍、維持朝鮮原狀的傾向。如俄駐華公使喀希尼向李鴻章表示：“極願兩國撤兵”，“斷不容倭妄行干預”；俄駐日公使希特羅渥，6月30日對日本政府發出措辭嚴厲的照會稱：“若日本政府拒絕與中國政府同時撤退其軍隊，則日本政府應自負重大責任。”英國則在6月中旬就對日本駐兵朝鮮表示不滿，7月初又勸日對華妥協。

俄、英的表態，使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備受鼓舞，斷定俄國會阻止日本在朝挑釁，“必有收場”；英國也會與俄國形成“夾攻”之勢，最終迫使日本就範。當然，清政府內部對俄、英動向的判斷並不一致，如6月25日上諭，便對俄究竟“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別謀”，提出疑問，告誡李鴻章“勿墮其術中”。但也只是懷疑而已，並未完全推翻李的判斷。帝國官員文廷式、志銳等言俄、英不會實心“調停”，不可能“強日人以就我範圍”，是在7月10日俄國出爾反爾、聲稱“只能以友誼力勸倭撤兵……未便用兵力強勒倭人”之後，可算是馬後炮。

在日本方面，它借朝鮮局勢挑戰，原本隱含與俄國爭奪之意，又一心倚英國為靠山，因此對俄、英動向決不敢掉以輕心。當俄、英施加壓力，要求日本從朝鮮撤兵時，日本當局十分緊張，“悚然慄膚”，不得不稍為放慢對朝軍事進逼。但他們沒有輕易作出俄、英將阻止日本戰爭行動的判斷。對俄國，日本當局雖一直擔心它的干涉，但同時認為，俄之企圖並非袒護中國，而是要防止日本佔據朝鮮，而且西伯利亞大鐵路尚未貫通遠東，英國又牽制著俄國的行動，因此，“俄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還不可能進行武力干涉”。對英國，日本當局認定它要藉助日本阻止俄國勢力南下，不會輕易開罪自己，英國“調停”中日爭端，主要是擔心“本國政略及通商之利害”受到中日爭端影響，同時也是為了防止俄國利用“調停”加強其對東方國家的影響，因此，“若自己之主張不成立時，似無以兵力干涉之決意”；日本當局還認定：只要儘量做到無損英國利益，強調其牽制俄國的作用，英、日不僅不會處於敵對狀態，還可能得到它某種程度的支援。日本當局的上述判斷，都在戰爭前夕得到證實，俄國於7月13日照會日本政府，對其保證“並無侵略意圖”，表示“甚為滿意”，不再嚴詞促其撤軍；英國於7月16日與日本簽訂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對日本的外交支援，7月23日又發出照會，要求日本對華開戰後不要進攻上海及其附近，這無異於為日本發動戰爭大開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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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力：兩個國家的“大考”（2）

中日統治者對形勢判斷的一誤一準，極大地影響了各自的決策與行動。清政府由於遲遲沒有深刻認識到日本志在必戰，又對俄、英動向作出誤斷，因而在日本準備挑起戰端的危急關頭，仍立足於和平解決爭端，將主要精力投入外交，“以口舌文告，日勞精弊神於英、俄、德、法、美五國之交，重五十日，迄無要領”，戰備、動員均遲遲不用力進行，致使戰未開便陷入全面被動的地位。而日本卻窺透清政府動向及其弱點，又準確地判明俄、英實際動向，因而以一貫之地推行挑動戰爭的方針，軍事上先發制人、早早動員、從容佈置，外交上設法攏英綏俄，同時千方百計惡化中、日關係，使清政府窮於應付，從而以完全主動的地位挑起了戰爭。

甲午戰爭前夕，中日統治者對形勢認識和判斷的準確度相差如此之大，是由當時中、日瞭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在國際事務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