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堅持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因為博彩已不是個別現象，而是越來越大眾化。不僅存在所謂“賭博患者”，更多的是以博彩來追求刺激、娛樂的正常人。醫學可以解釋前者的病態，但無法解釋後者。即使存在病理性的賭博，其發生、發展與生物學有一定的因果關係，但社會心理、社會物質因素卻無疑是病理性賭博的一種誘因，尤其是以金錢作為衡量一切事物標準的社會風氣，使“快發財”的思想意識在一些人的頭腦中出現惡性膨脹，誘發“賭博病”。

第三章　莊家秘術（四）

儘管博彩可能會帶來諸多的負面影響，但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卻是發展經濟、增加就業的良方。譬如拉斯維加斯，博彩業的發展使得美國內華達州這塊最不適合於人類居住的乾旱荒蕪之地出現了“色彩濃豔、令人眩目”的繁榮景象，成為了冒險家的樂園。又如大西洋城，從開禁賭博以來增加了3萬就業機會，州政府的稅收增加了1億多美元。再如中國的澳門，自從博彩業從19世紀50年代在澳門凋敝的經濟中以“黑馬”的姿態崛起後，就一直在解決就業、增加政府稅收、帶動其他行業發展中扮演著龍頭老大的角色。據統計，近20年來澳門博彩業以每年20％多的速度增長，其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在30％以上，博彩業稅收佔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45％。可見，博彩不僅能給參與者帶來刺激與財富，也不乏政府疼愛之處。

菲律賓的賭球業似乎並不為人們所重視，其實，在東南亞諸多國家的賭球行業中，菲律賓的賭球業一直擁有最良好的信譽。這也正是日本的豪客為什麼長期以來熱衷於選擇在菲律賓下注的原因。這一切乃是因為菲律賓的賭球行業一直以來都受到政府最高長官的直接“關照”。埃斯特拉達在總統任上收過地下博彩莊家的“保護費”，總數高達億比索，而且回回還得是現鈔。不但他收，他的兒子也替他老爸要賬，當然免不了要揩一點油走。直到後來，他兒子乾脆直接開設了一家大型賭博公司，而足球賭博則始終是其中的最主要專案。

有人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博彩活動本身的對與錯，而在於其引發的後果。財富的去向、當事人的心態等外因決定了博彩活動給人帶來的是娛樂享受還是家破人亡，給社會帶來的是財富還是罪惡。譬如賭城，確實是社會問題集中的地方，犯罪率、自殺率居高不下，但確切地說，這些並不能說明大多數人如何行為不軌，它只說明瞭少數人的變態。

不管這些是否代表了目前人們對博彩的普遍看法，但不能不說是傳統“賭博犯法”論調中的一個異音。

今日賭博業發生的鉅變；在十幾年前；我還是無法想象的。令人吃驚的是，九師傅當時竟有這種超前的見識。一次閒聊，九師傅憂心仲仲地對我說：

“在我看來，賭博既是一塊肥肉，政府早晚會把它抓到自己手裡的。趁這種事還沒有發生，我們得抓緊時間，用盡手段，好好撈上一筆。”

他又以美國和澳門為例，以證明自己的憂心無誤。他說：

“美國在1969年由國會透過‘法人博彩法’，允許開賭。拉斯維加斯一炮而紅，在沙漠上興建一個新城市，不出10年成為世界賭城的樣板，成為集賭博、會議中心、娛樂度假之大成的消費城市。其他各州起而仿效。西方各國也紛紛設立賭場，作為增加稅收、遏制黑社會、增加就業門路的靈丹妙藥。香港的鄰埠澳門，就是靠賭博來維持政府收支的。只要治安良好，銀子便滾滾而來。”

對九師傅的話，我向來信服，不過這次我卻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我強調說：

“俗言道‘小賭怡情，大賭亂性’，如果將‘賭博’作為生財工具，極可能釀成大禍。當時經常有因賭博而傾家蕩產的新聞，也有跳樓自殺的恐怖報道。一個有社會地位的人，頻繁出入賭場，背後會遭人非議；打工仔、白領人士熱衷賭博，傳到人耳中，會有被‘炒魷魚’的危險；未婚的青年人，既使是世家子弟，如果經常出入賭場，也很難找到合適的物件。有此弊端，我看我們的政府是不敢仿效西方國家的。”

為了讓九師傅相信我的觀點，我又分析說：

“公彩的推出，無疑是助長了賭博活動的普及化和社會化。把公彩與公益事業結合起來，只不過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幌子，至少對於為數眾多的買彩人來說，所考慮的完全是博彩的收益性、盈利性。在這種大背景下，賭博行業會迅速擴張，越來越多的行業被拉入到博彩的專案裡來。而公彩在任何一個地區都不能說是博彩行業的全部，每一項公彩背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