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些掛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根據安子文的回憶，當時劉少奇曾步毛澤東的後塵來到徐水，結果也發現這裡的所謂高產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這些人在當時都不肯出來揭穿這一明顯的騙局。劉少奇把他對於農業產量的常識埋在心裡至少三月之久，直到這年秋季毛澤東對糧食產量發生懷疑，才敢於說出。薄一波則是在三十多年以後才公開說，他在當時就“看出假來”。

為什麼這些最有頭腦的人在常識性問題面前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斷？毛澤東可以凌駕在政治局之上，他也的確具有充分的政治資源擔負這個角色。在1958年冬季，他能夠察覺危機的來臨並且加以扭轉，與其說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不如說他具有超越常人的行使智慧的權力。當然這一切並沒有法律方面的認定，而只是一種傳統和既成事實。當毛澤東在那些時候經常以一種“黨內通訊”的方式來制定或者改變黨的方針時，他就已經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地位。這種通訊總是以他個人的名義，寫給他的全體下級或者部分下級，信中的意見常常很快就會作為黨的方針加以貫徹。他還可以在巡視京城以外任何一個城市的時候，把他的同事統統召到身邊議政。那幾年黨的重要會議也就隨著他的足跡，輾轉於鄭州、武漢、成都、南寧、廣州等地，以至在中國的歷史上，這些會議都被冠以當地名稱載進史冊。當政治局默許他對於鄧子恢、周恩來、劉少奇、李先念、陳雲、薄一波、李富春的批判，以及這些人紛紛把自己的正確指斥為錯誤的時候，這種制度便已經在無形之中構建起來。所以任何不同意見的表達不僅無濟於事，而且還會深深地威脅到表達者自己的安全。在1958年以前已經有鄧子恢，在1959年又有彭德懷元帥。前者在農業方針上與毛澤東不相協調，結果是被免除了主管農業的職務。後者更加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結果是遭到更加嚴重的迫害。彭德懷被認定是由來已久的反黨分子，並且與蘇聯內外勾結，從此被罷免了所有職務，經歷了一百多次批鬥會，數百次被強迫低頭和下跪，數千次遭受拳腳、棍棒、汙言穢語，甚至要忍受垃圾和唾沫的襲擊。他在受盡屈辱之後，慘死於醫院。其情形之慘烈，直到多少年以後人們談起來，還會膽戰心驚。顯而易見，在這樣的制度中表達自己的意見，首先要考慮周到的並不是意見本身的是非正誤，而是它是否有效以及是否會累及個人的安危進退。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照過去方針辦（21）

大錯已經鑄成，挽狂瀾於既倒的行動又是如此不能由衷，因之我們國家的歷史便翻開了最為悲壯的一章。

食品短缺從1958年12月開始，政治局起初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他們雖然對於豐收的統計數字懷有疑慮，但仍然以為，只要把這些數字降低百分之十，就足以反映實情。但是在1959年的春天，他們接到下級急報，說現在京城裡面的居民，每人每日只能供應一兩蔬菜。這個訊息令他們震驚，看來問題的嚴重遠在估計之上。可惜這一覺悟為時已晚，風雨一旦襲來，便成瓢潑之勢。北京以外的地區，紛紛呈遞糧食告急的報告，缺糧呼聲迅速蔓延，甚至包括河南、山東、安徽、湖南、江蘇、河北這些最為著名的糧食產區，糧食的入不敷出也已造成萬分危機的情勢。到4月初，政府的官員們覺得再也無法隱瞞真情，於是向毛澤東報告，原來糧食的實際產量遠遠不是公報的數字，也不是低百分之十，而是低百分之九十。鄉下已有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沒有飯吃。饑荒已然席捲十五省區。接著又有報告說，幾個月前黨中央公開的許諾——“1959年每人布票二十四尺”，將根本無法兌現，因為那些白茫茫的高產棉田，全部為道具的演示，實際收穫的棉花只及公佈數字的百分之五十六。據毛澤東身邊的人說，六十六歲的毛澤東在聽到了這一切之後，由最初的震驚而終至傷心不已。他向省委書記們承認，我們搞經濟“還是小孩子”，我們還不懂得向地球作戰是怎麼回事。

毛澤東的傷心毫無疑問是出於一種深深的反省，而這種反省在他的一生中極為罕見。飢餓正在迅速擴充套件，農民在飢餓之中紛紛死去的訊息和政府官員的告急電報，從豫、皖、鄂、川、冀、魯、陝、甘、寧、湘、贛、滇、晉諸省區不斷地傳到中南海里。城市裡的糧食再也無法養活這麼些人口，這一下普通百姓也開始意識到他們面臨的局面。他們正在被說服回到鄉下去。“田野里長滿了可以吃的東西”，幾乎所有的官員都這樣對他們說。那時候的人真是好說話，政府一個號召，幾個月中就有二千萬城裡人捲起鋪蓋迴歸故里，火車上面擠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