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三軍左右夾輔，則僕之為閣下謀也甚忠。

左是左宗棠，當時正提新軍六千，兼程赴江西，曾國藩預備讓他當廣德一路；張是張運蘭，在廣德與寧國之間遊擊接應；鮑則是鮑超，將由石埭攻池洲，所謂“左、張、鮑”三路“夾輔”者如此；曾國藩是以所部精銳，助李元度成大功，就像他多方設法助曾國荃成大功一樣，等於拿元度當同胞手足一樣。

照曾國藩的打算，皖南一地可以託付李元度，他便好去整頓江北大營，既以援安慶，亦以復甦常。那時候祁門大營，自然由李元度主持，雖不能當欽差大臣，至少會有個“幫辦軍務”名義，然後補實為監司，署理巡撫，順理成章地以方面大員，當方面之任。

就為了這樣一份苦心殷望，變成愛之深則恨之切，大營立腳未定，連失名城，實際上的僨事，亦使曾國藩有創鉅痛深之感。如果李元度真的殉了節，則地雖失而士氣不失，對朝廷亦好交代。像現在這樣空身逃了回來，何以慰君父之望，更何以鼓舞將士？因此，曾國藩大傷腦筋，當然也不會有好嘴臉給李元度看。

於是軍中有些刻薄的人，做了一副嵌字的對聯：“士不忘喪其元；公胡為改其度？”橫額叫做“道旁苦李”。李元度受不了這些譏訕，來了個不辭而別。

這一下，曾國藩真的冒火了。照公事來講，李元度此刻是“聽勘”的待罪之身，何能來去自如？因而請幕友具奏嚴劾。

這個幕友也是他的門生，就是李鴻章。李鴻章先從呂賢基回安徽辦團練，後來在安徽巡撫，也是在他的老師福濟幕府中，極不得意，輾轉投入曾國藩大營，專司章奏公牘。平日謹遵師命，唯獨這一件事，卻提出了異議。

“李次青跟老師共過患難。似乎不宜出以如此決絕的手段。”

“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國藩說：“大營初立，像他這樣子不中用，又不聽排程，我何能在祁門立足？”

“祁門形如釜底，是兵家的所謂‘絕地’，本不宜安營。”

李鴻章又說：“老師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門生不敢擬稿。”

曾國藩摸著鬍子，慢吞吞地說：“我自己來！”

“果然如此，門生也要告辭了。”

李鴻章以去就力爭，而曾國藩絲毫不為所動，將手向外一伸：“悉聽尊便！”

師徒二人言語碰僵了，李鴻章當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

曾國藩果然親自擬稿出奏，十月初十奉到上諭：“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堅守待援，著即革職拿問。”

＊＊＊此時的李元度，已經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從鄰門大營不辭而別，倒不是畏罪潛逃，只覺得自己決不是無人欣賞的“道旁苦李”，預備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馬，帶出來報仇雪恥。

李元度御下極寬，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個情就可以寬免。所以營官部卒，愛戴有之，卻不大怕他，也不大聽他的號令。畏嚴樂寬，人之常情，家鄉子弟聽說李元度來招兵，十分踴躍，很快地又成一軍，名為“安越軍”。

“越”者浙東，所以“安越軍”顧名思義，可知是一支援浙東的單隊——李元度與浙江再度發生關係，是一個名叫鄧輔綸的人，居間拉攏。

鄧輔綸的父親做過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於與李元度是小同鄉，所以替他“管帶”過平江子弟兵。廣信府的攻防戰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鄧輔綸卻由同知報捐了一個道員，分發浙江，到杭州是在這年七月。

不久李元度就有喪師失地之辱，鄧輔綸跟他取得了聯絡，為他進言於王有齡，說可招募平江勇丁援浙。王有齡所最感困難的就是兵力不足。所以鄧輔綸的建議，深中下懷，應允李元度如能辦到此事，他可以出面奏調，無形中解消了他的皖南失機的責任。於是而有李元度在祁門大營的不辭而別。

及至十月初十的降旨李元度革職拿問時，他已帶兵出平江。其時李秀成由皖南、江西，插入湖北，沿途收羅人馬，復又原途回金陵。李元度就跟在太平軍的後面，由湖南入江西，一前一後，旌旗相望，而實在不曾接仗，但李元度卻誑報克復了江西義寧等地。湖北、江西，居然據以出奏，這一下革職拿問之事，便無形中擱置了下來。

祁門大營，自寧國、徽州接連失陷後，情勢危殆，幸虧鮑超、張運蘭兩軍得力，而左宗棠由幕僚轉為帶兵官，如新硎初發，其勢極銳，駐軍江西景德鎮，與皖南為犄角之勢。左宗棠當時驕氣還不太盛，與曾國藩相處，還能和衷共濟。此外則彭玉麟駐湖口，當水路要隘，對於局勢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