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制衡說在楚地隱約已經成為學士的主要流派，這種順利讓劉協感到奇怪，仔細想想在東漢末年之後，由於尊儒的漢室衰落，儒家的地位確實不斷下降，中國歷史上每逢亂世則特別重法家，一旦亂世平定之後又開始重視道家。

在歷史上的三國時期，諸葛亮手抄申不害、韓非子和管仲的文章給劉禪弟兄學習，劉備自己也囑咐劉禪學習諸子百家和《商君書》，而曹操的不拘一格用人和氏族發展策略也是對傳統儒家的反叛，甚至連孔融寫《汝穎優劣論》中更具有反對當今政權的精神在其中，是當時主流儒士逐漸擺脫傳統儒家學說束縛的表現。

羅宗強先生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中曾說：“兩次黨禁，無疑是士人與朝廷腐朽勢力矛盾的總爆發，同時，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對於王朝政權的最後一次眷戀。”他們本意在維護這個政權，而這個政權不僅不保護他們，而且以他們為仇敵，忠而見疑這是一種怎麼樣的悲哀啊！名士的瀟灑風流與慷慨赴義，在當時強烈地震撼著士人們的心。他們用鮮血與生命譜寫的一幕幕歷史悲劇，與其說是維護名教，倒不如說是對儒家正統思想束縛的掙脫，是一種疏離心理的鮮明表現。正是這種對儒家正統思想的疏離心理，為魏晉三國思想領域的大變動準備了條件。

伴隨著儒學地位的下降，諸子思想必然重新活躍起來。傅雷也曾經考論過這段歷史，他說“那時的風流文采既有點兒近古希臘，也有點兒像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

此時的楚地正是迎逢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一次文藝復興的良機，在士子普遍缺乏維護傳統儒術地位的環境中適時地提出了三家制衡說，為三家制衡的實現尋找到了最合適的機會。

劉協在仔細思考後，認為這個時候正式由自己提出準備良久的《三家制衡論》，正是絕佳良機，立刻開壇講三家制衡說，這是對傳統儒士的最後一擊，做為楚地最高的王者，他的表態終於導致整個學術界的轉風，使得《三家制衡論》成為楚地治理學術的核心。

整個《三家制衡論》的提出和地位確立沒有劉協想象的困難，但儒商的提出還是讓很多士子們感到不滿，劉協卻沒有面對眾士子的反駁提出任何解釋，也沒有做什麼特殊的舉動，照舊推動其他講壇的開動。

此後，劉協和胡昭在小範圍內宣講財經道，財經道的第一次開壇只有百十不到的人被允許聽課，實際在劉協連續講了三天之後，表示能夠聽懂五成的也不過荀彧、張昭、蔣琬、諸葛瑾、戲志才五個人，加上胡昭也不過六個人，餘者有二十餘人稱可懂三成，其餘眾人皆是隻知皮毛。

然而這一次開講還是令劉協滿意，毫無疑問，蔣琬和諸葛瑾繼任三治略公已經變得明朗，而荀彧和張昭也正式著力培養諸葛瑾和蔣琬兩位後起之秀，為自己年老之後有人續任打下基礎。

為了讓蔣琬在張昭之後更精通內政經稅，劉協將蔣琬調入幕僚院，任幕僚從事，雖然和郭嘉、荀攸等幕僚參事相比，權力和空間小了許多，但卻可以經常陪在劉協身邊，有更多的機會學習財經道。

張昭和荀彧、胡昭相比年長十歲有餘，接班人的選拔最為緊迫，而荀彧、胡昭還未到不惑之年，接班人的選拔和培養還有很長的時間進行準備。

只是蔣琬也只是一個過渡人選，蔣琬比張昭小了很多，但比荀彧、胡昭卻小不了幾歲，即使接任張昭之後也不能支援良久，在劉協心中，諸葛亮無疑才是接任張昭的最佳人選，可惜他是很難吸納到南方政權中來，但劉協在發現諸葛亮的才華確實非常出眾，心中千萬個不願意放棄，若要大漢治理的更上一個臺階，實在非他不可。

只是將賭注完全放在諸葛亮身上未免過於危險，劉協經過仔細考慮，決定將馬良這個剛入讀襄陽學府的少年推薦到水鏡學府，囑咐司馬徵和龐德公著力培養。

襄陽盛會仍然在繼續，在百家講壇中間陸續舉辦了十餘場雄辯壇，讓前來聽課的才子針對富農安天下、楚律、治國平天下、儒商四個題材進行辯論，劉協、荀彧和胡昭三人則坐鎮辯壇，聽年輕學子辯論，仔細挑選有潛力的年輕人。

楚律辯壇中有數千學子湧出進行爭論，而整個場面都偏向儒家，法家式微三百餘年，並沒有多少才俊可以和他們進行對陣辯駁，就在劉巴忍不住要親自上壇的時候，一名葛巾麻衣的貧家青年忽然登上臺。

由於此時的天下才俊多出氏族門閥，家族興旺，人人衣著光鮮，似這青年般素衣樸實的確實很少見，劉協看他面色黝黑，似乎經常在外勞作，衣衫雖然乾淨卻百洗褪色，知道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