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殿下之說啊，又提倡重罪治天下，此亦邪說。殿下既然重道家，當知道老子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劉協道：“老子這句話說的很對啊，但有一點，若百姓可活，則畏死，若百姓不可活，則不畏死啊，故法家之根在於儒家，以儒家教化百姓，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再有法家延續大治，穩定國強民富的根基並不能完全只靠儒家。轉而過來看，儒家的葉又生於法家，以法家定天下，再以儒家教化百姓，此才是治國之道。令祖管仲曾經說過‘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四維所說得正是禮、義、廉、恥，與孔子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本質上其實也是一樣的。其實，依孤王所看，法儒之爭不在於刑，在於法求制，儒求仁，法家講究以制束民而治天下，而儒家要求帝王以仁教化百姓，其實幼安心中應該清楚，完全以仁教化百姓有可能嗎？孤王以為有些人可以教化，有些人卻是教化不了的，所以這個時候就有求於法，法的存在使人畏，雖然不一定歸於仁化，但至少不會危害其他追求仁義忠孝的百姓。”

復又道：“其實啊，孤王以為儒家所說的治國之道並不能實現天下大治，大漢雖然實施獨尊儒家的策略，但結果呢，漢武皇帝還是窮兵黜武，也還用嚴法治理天下，故孤王不認為單靠儒家就可以治國，法家的思想對儒家而言是一個最好的補充。法家追求法、術、勢三者結合，追求廢私立公，講禮儀反禮權，講定分止爭，追求興功懼暴，講好利惡害，追求不法古，不循今，這些都是治國之道，如果沒有這些，試問天下會是什麼樣子，漢室歷代皇帝，誰沒有用這些呢？而幼安所看到的襄陽大治和孤王的《襄陽治略》本質上也都是法家的精髓。故楚地有今天，法家功不可沒啊！”

“當然，法儒兩家必須要平衡，即不能過於重法，也不能過於重儒，以法儒共定天下，復以法儒共制之，彼此制衡，使大漢的律法即不重刑，也不過於重禮權，使商人趨之以利，使軍政官員趨之以功，然又以儒學勸之，使其知孝忠，再以道家規勸百姓守法重道，休生養息，安國定邦，這才是孤王所要的治國之學。”

管寧沉默良久，道：“既然殿下如此決議，臣苦諫無功，身為下臣，只能為殿下推廣之，但願殿下所說的治國之學確實能夠治理天下！”

胡昭喜道：“若有管先生推廣三家平衡共治的策略，那天下學士必信之！”

劉協道：“如果幼安自己不信服，說於他人，他人又豈能信服。”

管寧道：“我祖效力於齊桓公，雖廣有功績，實則忽視了兩點，法制定之時不考慮民的想法，又過於強調法的威嚇，故雖可立一時之功，難保千秋，以致齊國之敗，而李斯又導致了秦朝之敗啊！”

劉協微微頷首，道：“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正是要取各家長處，相互彌補，新的法家將由劉巴主力推介，將法的威嚇作用改為人之道，追求法是一種帝王和百姓都認同的規矩，而不是簡單的法制，以道家的學說勸誡百姓不要犯法，新法、道兩家的論點都認為法的恆變性，就是說法的存在是因時而變的，只有最適應當今人之道的法才是合理的。孤王希望幼安作好新儒家的改良，融入商道，對於利國仁忠的商士尊為儒商，將只顧私利的商人視為不仁不義之人；法家納兵道，除重刑之苛，亦採納天人合一，萬物守道的法；而道家納入醫道，排除丹學，這樣一來，三家就可以相互融合，互不衝突，雖略有制衡，亦對天下有利！”

管寧道：“願從殿下之言，臣近日必定重訂講義，不再獨尊儒術，求與法、道共融，望殿下謹記今日存善去弊之言，日後不可過於重法重法，亦不能棄儒學！”

劉協寬慰他道：“幼安權且放心，孤王必謹記之，三家制衡，各取長者，使天下大治！”

在管寧接受儒、法、道三家制衡共治的思想後，劉協對推廣這種思想也更加富有信心，同時安排糜竺在商道中要首尊儒家，稱自己為儒商，令張機將醫道融於道家，而兵道則歸於法家分支，講究以儒約商，以法治軍，以道釋醫。

劉協也清楚，最困難得還是將商融入新儒學中，這不僅是商人單方面願意就可以的，實際上儒學大士有誰不藐視商人的，只是劉協折中制衡詮釋，認為儒家的重農的本質不是如何鼓勵農的發展，而是要實現農的薄稅至無的境界，要令天下百姓務農者少納稅，就必須依靠商人進行補貼和維持。

也許，數百年內都不能完全實現百姓務農無需納稅的重農目標，但將其定位新儒家的核心夢想，就一定會有無數的學士為了這個目標而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