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我也想不通怎麼回事。不過，有一點我是自信的，我知道自己熱愛這個國家，我熱愛我們的人民，我發自心底地希望我們的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我反對的只是那些黑暗腐敗現象，所以我不反動，反動的是那些腐敗分子。”

張大明的話勾起志誠很多同感。對了，原來隊裡的老張外號不就是“反動警察”嗎？他是怎麼落下這個綽號的，不就是愛發牢騷嗎，不就是對那些干擾執法辦案現象不滿嗎？後來因為一起案子得罪人狠了，上邊有人說了，‘這樣的人不適合做刑警’，就調走了……警察本身就是執法，法律的生命是公正，可執行公正使命的警察本身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人們還能相信什麼呢？自當警察以來，沒少接受各種教育，一些領導動不動就訓話，批評基層警察法治觀念不強，不能秉公執法。其實，到底是誰不秉公執法啊？我們基層警察能有多大的權力呀，更多的時候還不是有人不讓我們秉公執法。我們千辛萬苦破了案，抓個罪犯，可哪位領導一句話，就得乖乖放人，不知內情的群眾往往還將其歸罪於警察，讓我們裡外不是人。

志誠心裡這麼想，卻沒有說出來。他知道自己嘴訥，怕表達不清顯得淺薄，讓張大明笑話。張大明卻又用微弱的聲音開口了：

“其實，現在有些法規制定得也有問題。就說礦難事故造成傷亡的賠償吧，一般參照交通事故執行。而規定中就將受害人分成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兩種。城裡人賠的就多些，農村人賠的就少些。依據是農村人收入低，城裡人收入高，可是，難道農村人就註定一輩子生活在農村，城裡人就註定一輩子生活在城裡嗎？收入低的人就永遠收入低嗎？同樣，收入高就能保證永遠收入高嗎？對了，肖雲你說過，一個人在礦山出事故死了或者被交通肇事撞死了，就是全部按規定賠償，頂多也就四五萬元，最多五萬元，就象那個張林祥家似的，他們還很滿意。可是，一個人的生命就值五萬元嗎？五萬元就可以抵上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嗎？我們是人，不是商品，不是動物，不是豬狗……”

張大明激動起來，聲音也大起來。這也引起志誠的共鳴。他想了想，既是對自己解釋，也是對張大明詢問地說：“也許，這是考慮到責任人的賠償能力，我們國家還不發達，多數人收入還有限，如果規定得過高，他們負擔不起……”

“不，”張大明用堅決的語調打斷說：“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第一，這種說法考慮責任人的利益，忽略了受害人的利益。而法律是應該向弱者傾斜的，這個解釋違背了這一精神。第二，事實上，很多責任人在經濟上都很富有。譬如說交通肇事吧，養得起車的能是窮人嗎？或者是單位，或者是有錢人。就算我們這個欠發達省份吧，一般市縣裡，有幾十萬上百萬元的也不希罕吧。就算他有幾十萬，撞死一個人賠償個幾萬，對他來說算什麼呢？如果兩個人有仇，完全可以假借交通肇事撞死對方，然後賠幾萬了事。象李子根這樣的，家財以億計算，賠償幾個人算什麼呢？我想，他可能是情急之下才這麼對付我們的，否則，完全可以製造一起交通事故把我們幹掉，到時，頂多也就賠上幾萬幾十萬，這對他算什麼呢？所以我說，這條法規有重大缺欠。說得嚴重一點，根本不是以人為本，也沒有考慮受害者的利益。”

3

張大明憤憤地住口了。志誠好一會兒沒說話，他是警察，習慣了政治紀律約束，總覺得寫到紙上、已經制定頒佈的法規條文是神聖的，不容懷疑的，現在聽他這麼一說才知道，有時，它們也不那麼合理。一時之間，心被搞得亂糟糟的。張大明說得真對，有思想不如沒思想，有思想就帶來痛苦。現在就這樣，聽他這麼一說，心情非常不好，覺得發堵，難道，一切真的這樣嗎？不一定吧……他掙扎著試圖反駁他，說：“這……你說的有一定道理，可是，有些現象終究是少數，象烏嶺煤礦發生的事，終究是少數，是個別的。”

“對，我承認它是少數，是個別的。”張大明沉默片刻低低地說：“我們國家從總體上說是好的，特別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也是史無前例的。可是，少數又怎麼了？我就反對這種多數少數的說法，好象只要多數人生活得好，少數人受點虐待也應該似的。不，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對所有人都是公正的。要知道，少數和多數是轉化的，你今天是多數，到明天可能就變成少數。如果我們對少數人不公正，實際上也是對所有人的不公正。今天他是少數，明天你可能也成為少數。誰能保證自己永遠處於多數中呢？誰能保證自己的兒女、晚人後輩不是少數，不當煤礦工人呢？你再看看，這些少數又是哪些人？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