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5000年，這是我駕車沿摩西出埃及走的舊路渡紅海、穿西奈、過加沙直取耶路撒冷時悟出的道理。人生的樂趣就在定與不定之間。

海灣戰爭期間，我頭一次到耶路撒冷。那天，天降暴雨，漂亮的奧麗特小姐把我領進距耶穌被出賣的朱斯馬尼花園旁的一座教堂避雨，古色古香的花崗岩建築令我發出地老天荒的感慨。古老的石頭，不變的色彩，永恆的寧靜。

我與奧麗特並排坐在聖像下，默默無言。我緊閉雙目，享受緊張工作中短暫的寧靜。萬籟俱寂、天地純潔，我能聽到奧麗特小姐的心跳聲。激動之餘，我將當時的感受寫下來發往北京，文章當天就登在了《參考訊息》上，作為我海灣戰爭採訪連載的一節。與此同時，我還接到上司的一紙彈劾，責問我把奧麗特小姐擺在哪兒了，怎麼會聽到她的心跳，任我怎麼解釋也不肯理解我所經歷的神聖與寧靜，因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常年危險、緊張而情感化的工作方式常將我的精神推至懸崖邊緣，我在靜謐中默默回憶歷盡千辛萬苦出色完成各項任務的過去，心中所有不快在聖像下化作一池平靜的春水。自詡具有軍事天才而又派不上用場的我也許將來會用全部退休金去買一群羊，過上摩西那種樸素恬靜的生活。

第14節　我看到了神光

吉薩金字塔聲威蓋世之際，本應與其齊名的阿布森貝神廟卻遠遠躲在上埃及非洲烈日的陰影裡。在當今所有描繪古埃及燦爛文化的典籍中，有關阿布森貝的章節絲毫不比吉薩金字塔遜色，甚至偶有過之。幾千年來，“神光”準時穿過61米長的隧道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臉上這一世界奇觀，吸引著千千萬萬的人前來瞻仰。

（一）

1992年2月，埃及政府邀請部分常駐開羅的外國記者南下位於埃及——蘇丹邊境的沙漠小鎮阿布森貝，採訪阿布森貝神廟2月21日出現的“神光”，當時，我和國際廣播電臺小高都剛到開羅不久，自然屬“無名鼠輩”而榜上無名。

儘管我使出當年在北京跑新聞的蠻勁，軟磨硬泡了整整兩天，主管此事的官員也動了側隱之心，可最後還是得我們自己想辦法：“你們可以從開羅乘火車前往900公里外的阿斯旺，然後找汽車穿過300公里的南方沙漠，或者騎駱駝。”

偌大的開羅火車站內竟連一塊英文標誌牌都沒有，到處是令人眼花鐐亂、蚯蚓般蠕動的阿拉伯文。我們找到一位粗通英文的旅遊警察（埃及負責旅遊秩序的專門警察），才被引到遊客售票處，一打聽到阿斯旺的臥鋪要217埃鎊（約70美元），嚇得我腦袋差點縮排脖腔裡。轉出候車大廳，鑽進散發著異國氣味的地下通道，還有一個髒兮兮、亂糟糟的售票室。這裡擠滿了纏頭巾、穿阿拉伯長袍的埃及人，此處也賣去阿斯旺的火車票，不過只有二等硬座，票價僅為臥鋪的1／10，每張才22。8埃鎊（約7美元）。

埃及二等列車遠比我們想象的好，許多勤儉的西方遊客也擠在這裡，光我們這節車廂就有三個美國大瘋丫頭，兩條德國大漢和一名日本學生。

沙漠上的夜車冷得要命，我把羽絨衣拉鎖拉到頭，把臉埋在衣領裡，生怕撥出的哈氣浪費掉。緊挨我的努比亞老人不停地咳嗽，將濃痰隨口吐在我腳邊。身後的阿拉伯少年一支接一支唱著又甜又快的情歌，我只聽得懂一句“哈比比”（親愛的）。一位用黑紗從頭裹到腳的阿拉伯婦女縮在角落裡一言不發，宛若烏木根雕。

終於熬到天明，步入列車廁所，才發現馬桶堵塞，遍地“遺矢”，已無立錐之地，隨著列車的有節奏的搖晃，惡臭徐徐撲面而來。列車溯尼羅河蜿蜒而上，兩側是一望無際的甘蔗林，可車內的空氣卻汙濁之至。小高試圖開啟車窗透透氣，但車窗密封著。我走到車廂的一頭，發現車門竟是開著的，兩條德國硬漢正蹲在敞開的車門邊隨手扯過一根根甘蔗，然後狼吞虎嚥地大嚼。我朝這兩位條頓騎士喊了聲“貓根”（德語，早上好！），他們就順手扔給我一根。我掰了一段遞給小高，自己捧著半根甘蔗蹲在他們旁邊試著用牙咬住斷茬剝皮。一位努比亞黑人見我啃得斯文，一把奪過去，在我的甘蔗上狠咬一口，又塞回我嘴裡，教我從他咬開的斷口處吸甜水。

每逢小站，火車並不停頓，僅僅減慢速度。旅客都像打衝鋒、搶奪制高點似的爬上跳下，陌路途人則主動幫上下車的旅客拋接各種奇形怪狀的行囊。

次日下午2點，火車終於緩緩駛入終點站阿斯旺。經過15個小時的硬座旅行，小高和我已變成涅磐的烏鴉，嘴角上掛著尼羅河甘蔗凝結的白汁，一臉痴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