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的各種報刊──李氏夫婦當年也都曾讀過或聽說過的各種報刊。一經提醒，再加史書印證，在回憶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實了我們研討的興趣。

此事後來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對我竟大為稱讚，認為是特有史識。蓋中國近代史中所謂‘護國’、‘護法’等等的一部軍閥時期的爛帳，縱是資深史家，耄耋前輩，對之亦鮮有不暈頭轉向也。

宏觀認知　微觀探索

根據這一類治史的特殊經驗，和個人數十年教讀歷史的些許心得，我也認為處理像‘護國運動’這一種類似的史學個案，對它宏觀的認知和微觀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廢的。所謂‘宏觀的認知’者，並非認定某種史學理論作為框框，然後去搞‘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吾之所謂‘宏觀的認知’者，是看這一脈相承的歷史本身的變化，然後聚積其相關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頭看出這段歷史發展的脈絡。

換言之，歷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諸葛孔明，未卜先知。歷史家只是司馬懿，‘事過則知’──事情發生之後，把data輸入電腦，按鍵分析，然後才能‘恍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