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文官制，不是個‘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與它同時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卻是個‘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個‘可行的制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長至兩千年之久，而沒有消滅。

這個可行的制度，可行在何處呢？再三言兩語交代一下。我國自秦皇漢武以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互動為用，使我們的‘政治社會結構’（Socio　political　Structure）走進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裡，最大的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長期穩定的問題。而長期穩定的關鍵則繫於中央政府的接班制，也就是繼承製。解決這個問題，智慧加機運，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帝王傳子制’（注意不傳女），它能夠一傳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紕漏。這是在歷史上打破金氏紀錄的政治制度，為其他任何文化所無也。

漢初諸呂之亂時，顧命諸大臣，咬定了一個‘非劉不王’的原則，並宣告‘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試問當時諸大臣對劉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有遠見的政治家也。他們為的是奠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為萬民造福也。我國古代本有所謂‘傳賢’、‘傳子’的兩個傳統。但是他們知道傳賢，牛皮而已。傳子才是個‘可行的制度’，可以加以不斷的改進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的只有個羅馬帝國了。羅馬帝國就是在這方面敗下陣去的。羅馬帝國晚年出了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掉。朋友，將貨比貨，你能說我們中華帝國所行的不是個‘較好的制度’？

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據。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於未然，化之於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後，大帝國裡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群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裡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十六七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乾隆的中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十九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制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制尚未奠立，舊制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只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像毛澤東），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關於毛主席的成敗與功過，到時再說。袁所留下的後遺症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並沒有什麼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新興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制度則可毀之於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麼個初生之犢。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麼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膽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歷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干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於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影印一份，寄呈紹唐兄裁正。如尚能不汙篇幅，則復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於方家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於北美洲）

【附錄】漢代地方政治之研究

原載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十三日及二十日的重慶版‘中央日報。掃蕩報’‘學海副刊’（一）漢制中的民治精神

一般說來，總以為我國在君主時代，便完全為君主專制一般大權都操諸君主一人。國政之良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