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開始的第二天，我在上學路上，看到事情並不象宣傳的那麼熱鬧，許多居民沒有行動起來，麻雀仍在各處歡快地吱叫著。

那時正值“整團”後不久，帶著被“洗腦過”的想法，認為以前對政治運動不關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觀。抱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連夜寫了一封信給縣“滅雀指揮部”，指出這次運動還有“死角”，建議對沒有行動起來的居民採取一定的強制措施，比如扣押糧證，這是當年最流行的懲罰手段。想不到隔了兩天，一位街幹部到我家裡來，說麻雀全飛到我們屋頂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護所，要賠償麻雀所吃糧食的損失，就把我家的糧證帶走了。我不知道這是普遍對待，還是因為我的“關心”，而得到“請君入甕”的結果？當年那些頭腦發熱的人只想聽恭維的話，任何對運動說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貨，受到打擊報復也是活該了。

又一件是離校前一天，出自對母校的熱愛，對教育的關心，我又自作聰明寫一封信給校長。感謝學校幾年來對我的培養，同時以親身經歷和感受，以“整團”後自新者的態度，指出學校中還存在嚴重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別是個別老師自身的資產階級思想對學生產生不良影響。希望校長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加強對教師隊伍的改造和建設。這也是當時對知識分子提出的論調，透過“整團”，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長後來卻對全校教師說：“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畢業生寫來的。這個人表面上說關心黨的教育事業，實際上是在汙衊社會主義學校，攻擊黨的領導。這個人在‘大鳴大放’中曾猖狂向党進攻，說我們拿立場壓人，‘整團’後又不思悔改，繼續玩弄資產階級花招。說明階級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這種人就是準備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

當我聽到一位老師好心的轉告時，心裡一驚，校長又分明指的是我。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場。我不明白校長為何這樣理解我那封信的動機？我更不明白，“整團”時大家批評我、指責我只讀書不問政治，不關心國家大事。當我覺悟了，開始關心社會主義事業，不保留地把個人意見獻給黨，獻給人民，以示對黨對人民忠誠不二。結果總是事與願違。難道“整團”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裝聾作啞，不可隨意說話，並不在乎我說的對不對。

看來有些人就是善於懷疑別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當成階級敵人來打。他們從來不敢去信任一個所謂有“問題”的人。照校長的推論，應該是我對黨不滿而積極“鳴放”，受整後必然心懷怨恨，伺機進行報復。所以我這種近於“反常”的舉動，在他看來便是“狡猾”，“偽裝”的表現，是“繼續在同無產階級較量”。

這是一種怎樣的邏輯？一種由強調“階級鬥爭”得出的結論，又不善於按毛主席的教導去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無辜的群眾。這種人片面地理解了馬列主義，而習慣於用封建專制和家長式的觀點來解釋馬列主義，忘記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觀念，更不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

當時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沒有信心，甭說升學、工作，連活下去都有困難。我覺得有一個無形的東西，別人隨時可以拿來嚇唬我、打擊我。“落取”之後象是進入一個“社會看守所”，我感到孤零無助，不知何處是盡頭，等待我的只有岐視和侮辱。

這段折翼人生，對一個有志青年的打擊是一生都抹不掉的。當然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學。如果平等競爭，大家毫無怨言，要怨，也只能怨自己。而那種以所謂“政治條件”為前提的選取法，太傷人心了。人為地把青年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且是根據某些人的主觀臆斷，這太不公平了。這樣的社會怎麼還有進步的希望？那些被扼殺在土壤裡的幼苗，比起被摧殘的花朵，更加可憐兮兮，他們連一個成長的機會都沒有。整個社會沒有任何自由可言。

五、人生摧殘——遭遇“開除”（1）

嚴寒的冬天過去了，安慰人心的春光歪歪扭扭地落在窗前的屋頂上，幾隻麻雀在陽光照不到的屋簷下鑽進飛出，吱吱地叫著，牆頭的小草還沒有從冷凜的哆嗦中伸直腰來，轉眼又到了秋風蕭瑟的天氣，才幾時它又要枯黃。陽光也不知何時又跑到南邊的牆上，那些麻雀再不能在陰涼裡喜耍了。1958年我經歷過的就跟季節的變化一樣，只是滔滔的孟夏在不知不覺中悄然度過，那燦爛的陽光已一去不復返。

“一向駛順風船的不一定是好船伕，遇過風暴的才是真正的舵手。”我在“落取通知書”上寫下這一句。

我開始想，“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