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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您給人的印象是一條硬漢，粗獷豪放，充滿陽剛之氣。但有評論者稱您是女權主義的同盟者。您也曾多次言稱中國沒有真正的女權主義。您對女權主義是如何理解的？《想起草原》是不是一個女權主義的文字？《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呢？

鄧：“君不見巖下井，百尺不及泉。君不見雲中月，暫盈還復缺。”人性和人格的構成是複合的，印象這種東西，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讓人上當，靠不住。　txt小說上傳分享

鄧一光（10）

我對女權主義沒有研究，談不上理解，不是什麼同盟者。我說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女權主義，緣於我對西方女權主義的閱讀。中國既沒有女權主義生成的文化背景，也沒有建立在本土文化上的女權主義主張，當然不在真正之列。

我是一個男性作家，不可能寫出女權主義文字。我已經說過，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有主張，那個主張一定是人物的，不是我的。《想起草原》肯定不是任何一個主義的文字，它是一個人物敘事的文字。本來我想講述一個自然人如何成為社會人的故事，那是一個具有深度可能性的嘗試。我在講述這個故事之前已經被人物感動了。我的文字充滿了明亮的色彩和傷感的顫抖。但故事在寫作過程中沒有按照我的預料推進，它被寫成了一個自然人如何不肯成為社會人的故事。我沒有做到，做不到，而我對自己的沒有做到自豪。

《一朵花能不能不開放》是另一次寫作預謀。作為個體生命，我們有自我生長的訴求；作為社會生命，我們的個人訴求被集體道德和倫理律剝奪了，個人訴求被要求必須從屬於社會需求，而那個社會需求是反人性的。我的疑問是，自然權是一切生命的初始權利，它憑什麼被剝奪，而且是反覆被剝奪？我們是怎樣適應這一被剝奪，並且成為剝奪行為的幫兇的？適應剝奪和成為幫兇後的我們是什麼樣的我們？

楊：您對“戰爭”的定義似乎並不拘泥於硝煙瀰漫的戰場，沒有戰火的生活也是一種戰鬥。如《狼行成雙》是寫人與狼之戰，《親愛的敵人》是寫親人之間的戰爭，《夢見森林》是寫一個人的戰爭……生活處處充滿著“戰爭”。您同意我這種說法嗎？您對“戰爭”是如何看待的？

鄧：有形的戰爭或戰鬥伴隨生命而來，這個生命不僅指人類，也包括動物和植物，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具有自身物種的武裝，在為自身利益進行著生物鏈中侵犯、掠奪和反侵犯、反掠奪的殘酷鬥爭，而任何自身利益的主張都具有政治性——草履蟲也有草履蟲的政治——只要這種鬥爭推進到物種自身安全的威脅境地，無一不是戰爭。

戰爭的社會學意義在於它只發生在武裝鬥爭上，不僅事涉領土、經濟、文化、政治、宗教和民族的利益之爭，還在於戰爭情結和與生俱來的戰鬥本能是始終伴隨著人類生活的。戰爭或戰鬥的基本形態是利益原則和暴力衝突下的對峙、對抗和征服，人類在我們所說的戰爭和戰鬥之外的其他生活形態中何嘗不是這樣？何曾擺脫過它們？生老病死是一場場戰爭，個體的成長史是一場漫長的戰役，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和戰爭關係的構成別無二樣，自我內心衝突和文化的演進更是無休止的戰爭。我們的確產生和生活在有形和無形的戰爭中，就連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其儀式化也和戰爭的儀式化異曲同工。

楊：和平時代的軍事文學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方面，硝煙和鮮血已成為陳跡，過去的戰爭歷經文學的大浪淘沙，在現實主義的有限空間裡已很難推陳出新了，故事不斷翻新但面貌基本相似的軍事文學已無法打動與改革開放共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另一方面，一些作家試圖從軍事演習、抗洪救災等角度切入軍營生活，勾勒現代軍營內的生存狀態，但沙場征戰才是軍人的理想價值所在，缺乏了戰爭文學，尤其是具有歷史縱深感的戰爭題材小說的創作，軍事文學這一領域是很難支撐起來的。可以說，當下的軍事題材小說如果不拓展新的藝術空間，將會陷入相當尷尬的窘境。您能不能談談對軍事文學現狀的理解？軍事文學的出路在哪裡？

鄧一光（11）

鄧：我不同意你在這個問題表達的一個意思，即題材的陳舊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