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裡就有個譜了。在過去，我是遊走在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狀態，那麼我現在非常明確地向現實主義前進半步，向現代主義後退半步。後來在北京我的研討會上，《小說選刊》的副主編秦萬里說，陳應松的成功是向現實主義後退了半步。他這話是對的。可就我本人過去的創作來講，今天我是向現實主義前進了半步。而結果是在當下流行的現實主義裡後退了半步。但是我這種現實主義不是慣常的現實主義，與現實主義是比較鬆散的、若即若離的關係，談不上貌合神離，貌不合，神也離得很遠。到神農架去徹底改變了我。

陳應松（6）

周：您早期的小說中您最看重哪些作品？為什麼看重這些作品？

陳：我覺得還是《黑艄樓》和《黑藻》。原因是我喜歡這種表現方式，是比較詩意的，找到了一種語言的感覺，為我後來寫小說增加了自信。不以故事的連貫性取勝，主要以情緒、人的感覺為主。從詩歌轉向小說，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但是我覺得我的這種轉換還是很有意思的，既不像詩也不像小說，但就我來說，這些作品還是很值得懷念的。

周：我覺得您早期的小說，如《黑艄樓》起點很高，它直接加入到了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對話中。它沒有明顯的故事情節，只有對生活事件的心理反映，它注重碎片化的敘述，側重對個人內心的深入開掘等，都使它對接上了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風頭。

陳：《上海文學》當時就是先鋒文學的一個重要據點，我當時的心態也比較貼近先鋒文學，但我沒有進入先鋒文學的主要陣營，還是與我的功力有關，而且邊寫詩邊寫小說，分散了精力，也不刻苦。

周：與其他人關注您小說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我覺得您的小說最大特點是注重人的心理世界的表現，對人的心靈的勘探達到了很深的層次。尤其是以“神農架系列”為代表的小說裡面隱藏的一種與當下現實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您呈現給我們看的，是一種現實，是一個神農架，是一個自然的或農村社會；而隱藏在文字裡面的是對終極性價值的追問，對宗教、信仰的思考和熱衷。

陳：應該還是有的。我看了大量關於宗教方面的書，必須思考一些具有永恆意義的東西，比如生和死，靈魂之類。

周：您為什麼會突然關注宗教的東西呢？

陳：我首先關心的是佛教，一直和寺廟也有著聯絡，收到許多寺廟的內部刊物。我較多的是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我看到這些刊物上的許多往生故事，就是死去時的故事，死者們都十分安詳，天上還出現一些異兆。皆因死者信佛。我還看到沒信仰的人死時會十分痛苦和恐懼，當想信點什麼戰勝死亡的恐懼時已經晚了。人總要信一點什麼。宗教是愚昧的，但是沒有宗教是不行的。宗教就是信仰，信仰是沒有什麼是非的。人的靈魂是需要安慰的。隨著年齡的增長，人會想到很多問題。我相信人總得信一點什麼，需要尋求一種靈魂的安寧。當然我信與不信這是另外一回事。我也經常買基督教方面的書。我從來不做什麼禱告之類。很難說我信基督教或是什麼，但是我還是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我們要有信仰，你不管信什麼。在這個價值觀、道德體系、精神世界都處於一種潰滑和迷茫的時代，心靈面臨著巨大的不安和驚悸的時代尤其如此。

周：您覺得它們與您的文學創作之間有何種聯絡？

陳：有巨大的聯絡。我為什麼要到神農架去呢？並不是領導叫我去的，而是我自己要求去的，但最簡單的想法就是城裡太嘈雜了，我想尋找清淨，我想改變一種生活方式。尋找清淨，這個清淨裡面本身就包含著宗教的因素，是尋找精神存在的方式，傾聽自己的方式。

周：我突然發現，您的一些小說除了在精神上和宗教有著一些聯絡外，在故事上也有著宗教故事的痕跡。

陳：我的小說裡有極強的善惡報應的道德說教和模式，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尋。再就是尋找模式，這是《聖經》故事的一種基本模式，就是不停行走中的尋找，尋找水源，尋找母親，尋找幸福。基督教關於這個有一個說法，叫“靈程”，靈魂之旅，就是尋找天國的路，佛教叫做往生，去向西方的極樂世界。

陳應松（7）

周：我認為在“神農架系列”裡面，有兩個二元對立的結構，一是城市和農村，二是農村和自然。更有意思的是城市和農村的二元對立裡面，農村的價值是優於城市的；在農村與自然的對立裡面，自然又是優於農村的。最終我發現了，城市——農村——自然，它們三者裡面，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