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也不盡然，馬原的不信就像我的下一代一樣堅定決絕。但我不知道，他的這種“無代溝”狀況是否會造成他與自身背景資源的大面積脫節，而這種脫節，是不是導致他染上了後期薩特那種滑稽色彩的一個原因。

張：您提到王小波，讓我想起您對王朔也很欣賞，您把注重“有趣”和“調侃”的他們引為同道，和您的“輕浮”的小說觀念也有聯絡吧？

刁：當然，可惜我走過一段挺長的彎路，覺醒的時間晚了一些。好在醒了總比不醒強，能拋棄贗品找到真貨讓我很得意。

張：您的小說曾被評論家們歸為新狀態小說、都市小說、先鋒小說、新生代小說、晚生代小說；等等，對於文壇五花八門的劃分、歸類與命名，您是怎麼看的？這些命名和定位有沒有對您的寫作產生影響？或者說當代文學批評對您的寫作有沒有積極的作用？您是否願意按照批評家的思路調整自己的寫作狀態？另外您自己是怎麼給自己的作品定位的？

刁：給小說家歸類可能方便批評家說話和出版商宣傳，它對我構不成任何影響，同樣，針對我小說的褒獎或貶損，我也都把它看成外界對我的鞭策之一種。我很清楚，哪個人都是借他人的酒澆自己的愁。當然說我好我高興，可說我不好我也不會生氣。我的自我調整建立在我的寫作實踐中，它多半不受理論支配，連我自己的都不受；如果批評家的意見恰好與我的頓悟和取向吻合了，我會在心裡對那批評家會心一笑。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刁斗（6）

我的小說是我觀察自我解剖自我的產物，是我的精神自傳，所以它可能更適合與我相近的那類人看：有點閒錢買得起書，有些閒時間看得成書，最主要是對自己和他人那種情感化的、本能性的東西有好奇，感興趣，對一些公理通識類的東西有質疑，不信任，也就是在精神活動中務虛的成分更大一些。一般來講，在傳奇與寓言兩者中我喜愛後者，在記錄命運與分析性格兩者中我欣賞後者，在反映生活與發現世界兩者中我看重後者。所以，我希望我的小說是寓言的，是分析的，是發現的。

張：您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當代的精神漂泊者，在作品中您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精神流浪的主題，並將人物推至精神的絕境，如《遊戲法》中的瀋陽、《證詞》中的鐵軍、《回家》中的“我”，他們都曾奮力反抗、自救，但卻無法擺脫失敗的命運。這裡面是否包含著您的某種終極關懷？

刁：我喜歡“精神流浪”或“精神漂泊者”這樣的說法。也許有點矯情，但它指向自由。我小說中的人物總在反抗和自救，爭取身心自由，這是因為，不如此人就沒法活——肉身還活著，心卻死了。這就好像兩口子，婚姻關係還在，可關心與體貼，幫助與照顧，甚至連性生活，都沒有了，那這婚姻對人就只成傷害了，比沒有這個婚姻關係更可怕更害人。我喜歡能超越一己利害去感受疼痛和喜悅的心靈。但反抗和自救能否成立呢？我又認為不能。人生來就是為了失敗而存在的，所有短暫的成功，都只有在映襯永恆的失敗時才有意義，失敗是人的宿命、劫數、根本。這是我的宇宙觀。那是不是基於這樣悲觀的意識我就乾脆死了更好呢？這我又不同意。一了百了是因為失望，可我原本就沒什麼希望，怎麼會失望呢？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不是因為他以為那石頭還能推上去，他知道他不能；他推它，也許只為出汗暖身子，或練練臂力，好在與其他神的摔跤比賽中贏盒香菸。如果我有終極關懷，那就是希望我和我的同類在滾石上山的路上，能多出點汗，把力量練得更大一點。

張：您一直在作品中強調故事的真實性，有時把自己個人的一些真實資料都編了進去，比如說《去張集》中對您的職業、社交以及寫作情況的交代；《證詞》中“作者的話”對故事來源作了詳細的講述；《重現的鏡子》中，甚至林建法老師也出現了，讀到這時，我覺得很有意思。這僅僅是您為了增加真實感而採取的一種敘述圈套嗎？

刁：主要是好玩，是一種修辭興趣。我喜歡那種似真似幻真假莫辨的狀態，一寫下我熟悉的人名與地名，一想到他們/它們在生活中的情狀與在我筆下的情狀，我就開心，覺得擺佈他們/它們，包括現實中的那個我，有創世的*。掌控是種享受呀。我特理解當領導的為什麼都喜歡給下屬開會，可你讓他參加上司的會，他就不願意了。至於真實，在我個人來說，那種所謂生活中的真實我根本不看重，甚至它都不存在，具體的每個人每件事都是真與假的大雜燴，虛與實的混合體；只有在小說裡，那種感覺上、經驗中、意念裡抽象出來的東西，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