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聽說，規定“林蔭道”為“林*”的，是些文字權威；但出版過馮尼古特的人，怎麼能把一些頂多廳局級的權威的歪理邪說奉為圭臬呢？想想馮尼古特在《頂呱呱的早餐》（《優勝者的早餐》）中乾的事吧，美國國旗，美國國歌，那是何等“權威”的東西，可他挖苦它們，就像玩撲克時，朋友們挖苦我出了把臭牌。另外，買個博士文憑當權威的，因為是×××的小舅子當權威的，已越來越多，沒必要對誰都唯命是從。

二十多年一閃而逝了，表面看去，“袁可嘉”在中國灰頭土臉，即使不算全軍覆沒，在一片“迴歸”聲中，它領地的大面積丟失也有目共睹。不說普通讀者吧，單看從事文學寫作的特殊讀者，眼前也容易一片蕭瑟。事情似乎是這樣的，我的這部分同行，即“袁可嘉”的前目標讀者，大概覺得徑直撲向出版商的錢袋和作協領導的獎盃不大堂皇，又沒什麼晉見的賄禮，就總惦記著先把“袁可嘉”批倒鬥臭再轉過身去投懷送抱：他們說，玩了百年，那些東西在西方已黔驢技窮，明顯沒有生命力了，我們幹嗎還接著玩，趕緊懸崖勒馬吧，也許還能減少些損失；他們又說，這路東西，有什麼特別，不就是把我們所有小說的開頭都歸攏成了同一個開頭嗎，“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那麼容易模仿的東西，必然是些雕蟲小技；他們還說，二戰以後，英美歐陸，沒出一個公認的大師，要麼是上了宗教領袖的通緝令的，要麼是公開承認靠嫖妓滿足性需要的，要麼就把白花花的諾貝爾銀子賞給拋家棄國的高行健或熱衷於把玩性變態的耶利內克，這足以證明，垂死的藝術只能配伍墮落的人……可我倒以為，不論回頭浪子和九斤老太們如何遙相呼應地詆譭“袁可嘉”，事情卻並非那麼糟糕——當然，我不會像有些“袁可嘉”的辯護律師那麼“現實主義”，只拘泥於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枝節糾纏，以美國的監獄犯人喜歡《等待戈多》或哥倫比亞的確有人長出了豬尾巴作為地對空的攔截導彈，來說明貝克特其實並不“荒誕”，而馬爾克斯的“魔幻”也有真實依託。我想說的是，就我目力所及的範圍，我的所有同行，不論如何的九斤老太或怎樣的回頭浪子，都有過興致勃勃地舞動著百年西方的刀叉勺子進食的經歷，即使沒把“多年以後，面對行刑隊……”之類的句式用到小說開頭，也在小說中間和小說結尾，留下了大肆化用套用它們的馬跡蛛絲，而尤其說明問題的是，雖然他們已經自信得如同中國足球了，卻仍然堅持謙虛謹慎，沒好意思像有些吃新儒學飯的人那樣，點著從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討來的美元，拍著胸脯子鼓勵同胞說：21世紀嘛……。　最好的txt下載網

刁斗（5）

21世紀剛剛開始，我不是諾查丹瑪斯我不敢預測；但作為一個喜歡探頭探腦的井底之蛙，我不會取消自己回望過去的權利。回望中國文學的包括我自己的這二十多年，我沒法不承認，“袁可嘉”作為一種人文精神的流風餘韻，作為一種藝術傳統的源頭活水，已“潤物細無聲”地滲入了中國文學的每一道思想縫隙，已“當春乃發生”地發酵和分櫱出了中國文學的真實敘事。我想，面對這樣不容抹殺的實績，感念“袁可嘉”，應該是每一箇中國文學工作者應有的禮貌。

對話刁斗

邊緣是小說最合適的位置

張贇 刁斗

張贇（以下簡稱張）：刁斗老師，您好，首先感謝您接受我的訪問。您是一名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作家，您認為您和以往年代的作家，比如知青作家有什麼區別和聯絡呢？

刁斗（以下簡稱刁）：文學是個大傳統，精神、文化、修養、德行、趣味，甚至習慣，總以各種方式代代傳承，就這一點而言，古今中外的許多作家對我都有影響，影響自然是聯絡的一種方式。知青一代作家也不例外。比如馬原，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他小說中那種崇智的東西就征服了我，到現在他自己都背叛它了，可我仍喜歡。不過馬原好像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青作家。還比如王小波，也不是你們那個意義上的知青作家吧，但90年代一看他的小說，我的認同幾乎一瞬間就建立了起來。我的意思是，哪朝哪代的作家沒有關係，既往那些樂於將小說引入智力遊戲這個層面的作家，我都願意引為同道。

說到區別，別說兩代人，就是同一代人親哥兒們，那區別也是又多又大的，我感覺，就我和長我十歲二十歲與小我十歲二十歲的作家比，有個根本的不同可能是，對某些“政治上正確”的東西，上一代仍然相信，下一代完全不信，我呢，我理智上已經不信了，可感情上還願意那東西有些可信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