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創作過程中，你是否覺得有些階段性的不同呢？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東西？

東：肯定有階段性的不同，開始主要是練筆，寫得很少，每年一個短篇加幾篇散文，偶爾寫詩，這個時期沒有目標，沒有定法，多是些小感覺；之後，對先鋒小說著迷；再之後，直到1995年寫了《沒有語言的生活》才找到自己，才開始真正地對生活發出自己的聲音。二十年來，我的小說裡一直堅持“荒誕和幽默”、“誇張和妄想”，從不背叛自己的內心。

胡：我注意到你有幾部作品都出現了作家的形象。比如《耳光響亮》中的牛翠柏，《睡覺》中的“東西”，《嫖村》中的秋雨。他們的創作觀多少有些不同。牛翠柏是希望借創作以體味在紙上操縱他人命運的快樂。“東西”的創作則被《睡覺》中的“我”認為是遊戲和*。秋雨也沉湎於將它看做是意淫自己慾望物件以及想象中復仇的一種方式。這樣的一些創作觀只是文字表達的需要嗎？它們是否和你在特定時段對自身的創作或者對他人創作的旁觀得來的感觸有關係？

東：其實我的內心把寫作看得比天還高，甚至把這職業排在人生的第一條，否則我不會二十多年對它不變心。是因為高看這一職業，我才去調侃它，從裡面找點小快意。調侃的物件強大才能稱之為調侃，否則就是瞧不起人。但這種調侃又恰恰說出了真相。

胡：你覺得，在現在文學已經日益邊緣化的今天，一個作家應該擁有什麼樣的創作理念才是好的呢？

東：文學不可避免地已經邊緣化了，作為寫作者有時甚至找不到寫作的強勁理由。所以，這幾年我的小說寫得相對少了，大多數時間都在寫劇本和讀書。小說的需求量在逐年減少，好作品或者我心目中的好作品流行的可能幾乎等於不可能，小說如果暢銷已經不是小說本身質量能決定的，它必須藉助外部因素，比如炒作，或罵人或成為偶像或靠媒體“放衛星”等。文學的形勢越嚴峻，作家就越不能急躁，越要下工夫，當大家都賣假貨的時候，真品才會放電。但是作家們各懷心事，寫作的目的也不統一，彼此的心態和理念就像北方與南方的差別。就我而言，寫作是心靈的產物，是替忙碌的讀者去發現和體驗。我只對有心者供貨，卻做不到對大眾的普及，所以，我寫得慢，寫得少，反正寫多也沒用，能做到寫一個算一個那才叫不浪費自己和讀者的時間。因為能寫劇本掙錢生活，所以我寫小說可以寫得從容一些，精緻一些，出人意料一些……我不為文學的邊緣化著急，那是因為我從來也沒有中心過，早習慣了。

胡：在民院當駐校作家，要給學生上課嗎？講些什麼呢？

東：我在廣西民族大學文學影視創作中心工作，主要是寫作，其次是為學生們上大課，講些創作和閱讀的感想，傳遞一些新資訊，刺激一下學生們的創作神經。

胡：近期內有些什麼樣的寫作計劃嗎？

東：最近在讀書，在構思中短篇小說，在為突破自己皺眉頭，在為小說找讀者而咬緊牙關。

胡：希望你能有所突破。也希望你的劇本能賺錢。

魏微（1）

魏微簡介

原名魏麗麗。

1970年生。江蘇人。

2003年，短篇小說《大老鄭的女人》獲人民文學獎，後獲魯迅文學獎。

2004年，小說《化妝》獲中國作家紅鷹文學獎。

現為廣東文學院一級作家。

魏微自述：我們的生活是一場駭人的現實

魏微

這是凡？高的一句話，我在這裡引用一下，簡略談談我這些年的創作心得。

有一年我在武漢，跟幾個朋友聊天，聽來這麼一件事——據說上了《南方都市報》的社會新聞版——廣西一個小山村的村民們，集資買了一輛卡車，往廣州販賣水果蔬菜。因路上關卡林立，所掙無幾；又聽說沿途關卡只對軍車放行，他們情急之下，便把卡車漆成綠色，村民們也穿上軍服，戴上軍帽，是否配備了槍支彈藥不得而知。兩年間，他們慢慢認同了自己身份的轉變，全村實行軍事化管理，村長成了團長。事情的敗露起源於一件小事兒，一個村民犯上，村長一怒之下，喝令手下人：把他拉出去斃了！

我確信，這故事一定能迷倒很多人。我把它轉述給父母和妹妹聽過，他們喜歡；我把它講給作家朋友們聽，他們的反應則是激動。是啊，生活原比小說精彩，村民們也遠比作家有想象力；但凡我們聊起文學，總會涉及以下一些概念：現實、想象力、荒誕、時代精神……都是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