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成問題。《札記？中庸》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鄭玄注：“時節其中。”孔穎達疏：“時節其中，謂喜怒不過節也。”這裡是說他的學習還未達到“隨時節制而不偏”的境界。古人處世治事之道，都稱之為“學”，不一定指讀書。他收到信後，立即回信說：“示悉。承教‘時中’譯文，甚是。這是我的疏忽，當在出集子時改正。謝謝。一隔幾十年，頭髮都白了。得兄信，恍如重溫舊誼，極喜。以後盼多指教。”過了幾年，我有一次又給他去信。那是我在1963年春做胃切除手術後在小湯山療養的時候。我在病房無事，就翻閱他所贈的《學習集》。我發現引文有問題，就寫信給他，大意說：大作《〈敕勒川〉歌唱者家族的命運》一文中，引斛律金的話“明月獵得雖少，他射的鳥總是背上中箭”。就常理而論，這是錯誤的。鳥飛戾天，獵者仰射，著箭處應在胸部，不在背上。就訓詁而言，《北史》和《北齊書》的《斛律金傳》中都說：“光（即明月）所獲禽獸或少，必麗龜達腋。”其中所引斛律金的話皆為“明月必背上著箭”。雖未確說是禽或獸，但獵人騎在馬上射獸，中箭處為背脊而非胸部。“麗龜”一辭，出於《左傳？宣公十二年》：“射麋麗龜”，孔穎達疏曰：“麗為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鳥背並無龜形隆起，可見此乃指獸無疑。吾兄酷嗜釣魚，而不習打獵，故易致誤。他回信說：“承指出背上著箭是指的野獸而非飛鳥，甚是。我確是只會釣魚，不會打獵。有漁無獵，只能算個半個漁獵社會的人，不如你全面也。出院後，請你吃一次小館子，吹吹牛，如何？”實則我不僅不會打獵，並且也沒有釣過魚。他不僅虛誇了我，後來還真的請我吃一次館子。那是一年以後的事，我已出了療養院，恢復上班。5月間，石榴花正盛開。他在北海慶霄樓召集修改楊圖委員會的一部分同志，商談抽出有關北京城的幾幅歷史地圖，另編一集。我不是楊圖編委，但這次承他約我參加，會後在仿膳飯莊吃了一頓。誰知道後來“四人幫”*他時，竟把這次會議叫做“慶霄樓事件”，說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陰謀搞政變。這是他的幾大罪狀之一，同時也牽涉了我，說我參與了這件反革命陰謀。誰叫你嘴饞，這是活該！當時某單位還特別派人三番兩次來外調，要我寫材料。那位外調人員指著他皮包裡的檔案說：吳晗都已經交代了。他交代的材料就在這裡。我說：“他既已交代了，那就解決問題了。我確實不知底細，不知道有什麼陰謀。既然是陰謀，難道人家還會在公開會議上宣揚嗎？”他瞪著眼罵了我一頓，說我頑固不化，死不悔改。真是有口難分。但是他們也沒有如願以償，沒有獲得假證明。

夏鼐　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志（6）

吳晗同志於1959年年底動筆試寫京戲《海瑞罷官》，寫完修改後曾經上演。1965年11月10日，反動文痞姚文元丟擲了他的黑文後，批判《海瑞罷官》的運動開始了，到12月底就逐漸展開。聽說吳晗同志最初還很自信，認為這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他曾忿忿地說：“姚文元的文章連起碼的史實都不顧。”後來被迫寫自我批判，在12月30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文中雖承認“這不止是一個學術性問題，而是一個政治性問題”，但他仍以為透過這次的批評和討論，展開百家爭鳴，分清是非，可以提高學術水平。文章用大量的篇幅來考證退田、除霸、修吳淞江等的史事。有人以為吳晗同志的政治敏感性很強，實則他始終是個文人、學者，書生氣很重。中年以後他喜歡談政治，後來又投筆從政，但是並不懂得政治。有人說，吳晗同志寫《海瑞罷官》直刺*、“四人幫”禍國殃民，剛正不阿，致遭毒手。實則1959年年底他著手寫這本戲時，*剛取代彭德懷同志當上國防部長，劣績未顯，“四人幫”則還未登臺操權作孽，而且吳晗同志曾多次宣告，這戲只是為了歌頌海瑞的剛毅精神，並沒有隱射諷刺任何人物。我是相信他的話的。“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借《海瑞罷官》以掀起批判運動，開啟一個缺口，把矛頭指向北京市委，指向黨中央許多革命老前輩。吳晗同志和別的千千萬萬的無辜受害的好人一樣，成為這個陰謀的犧牲品。

1966年5月間，批判《海瑞罷官》運動已入高潮，並且已經開始批判“三家村”中另一位健將鄧拓同志。有一天，向達同志進城開會，會後和我一起到東安市場和平餐廳用餐。他對我說：“辰伯真害人不淺！他寫了一本戲，害得我好幾次遠道來城裡參加批判會。”又問我去過老吳的副市長“官邸”沒有。我說從來沒有去過。他嘆口氣說：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