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與北部少數民族之間歷來存在物物交易，只是由於民族糾紛一直處於斷斷續續的狀態。明代中期開放邊疆貿易，設立馬市之後，這種貿易越做越大，主角是山西商人。從明代到清初，山西人就把漢中和四川的茶葉運到這一帶銷售。以後的“駝幫”茶葉貿易正是這種貿易的延伸與擴大。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中俄兩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其中第五條規定：“嗣後往來行旅，如有路票，聽其交易。”根據這個條款，雙方持有護照的商人可以過界交易，且不交納進口稅，只在各國境內出關時交出口稅。

這項促進貿易的政策符合雙方的利益。從俄國來說，一方面需要來自中國的茶葉等物品，另一方面由於出口的大宗商品毛皮在歐州市場上遭遇北美毛皮的激烈競爭而急需開啟中國這個市場。從中國來說，在明代中期實行“折色制”以後，鹽業貿易向以揚州為中心的內地轉移，晉商需要開拓北部市場。《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使雙方的這種內在貿易需求變為實際的貿易行動。

《尼布楚條約》簽訂後，雙方貿易迅速擴大。在俄國一方，1697年沙皇釋出命令，禁止西伯利亞各地督軍阻撓商隊赴華貿易，否則處以鉅額罰金。第二年，又允許赴華俄商不必遠道去莫斯科領取貿易證書。這些政策使俄國對華出口總值達　24　萬盧布，超過俄國對整個中亞地區的貿易總額。據不完全統計，從　1698　年到　1716　年，俄羅斯對華出口的毛皮總值增加了七倍多。晉商向俄國出口的茶葉、絲綢也有相應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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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遙遠的駝鈴聲（2）

1725　年，中俄雙方簽訂了《布連基條約》。1728　年，又在此基礎上籤訂了涉及兩國全面關係的《恰克圖條約》。該條約劃定了中俄邊境，並把恰克圖這個中俄邊境（現為俄蒙邊境）上的小城作為兩國貿易的商埠。這為兩國貿易的繼續擴大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在俄國一方，政府允許私商參與貿易活動，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官方商隊。俄國境內出現了大批加工出口中國商品的工廠。在中國一方，原來晉商在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就有貿易基地。他們利用這個時機，參與恰克圖市場的建立，確立並保持了在這個市場上的壟斷權，繼而深入俄羅斯內地設莊經商。“駝幫”就是由內地向恰克圖運送貨物的商隊。中俄貿易之大，就連遠在英國的馬克思都注意到了。他寫了《俄國的對華貿易》一文，稱俄國人“獨享內地陸路貿易”。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還論述道：“恰克圖一帶的邊境貿易，事實上是而且根據條約都是物物交換；銀子在其中不過是價值尺度。”

清政府對這種貿易採取了鼓勵的政策。清政府實行信票制（又稱“部票”、“龍票”或“票證”），凡行商貿易於大青山後、西蒙一帶及恰克圖的商人，必須持有理藩部頒發的“信票”，政府提供保護。嘉慶時期，政府還放寬了限制，允許一些小本商人附搭在大鋪票內，稱為“朋票”、“朋友”，可以合法地到恰克圖貿易。甚至，還允許貨物先行，留人候領信票。這就大大增加了去恰克圖貿易的大小晉商。晉商把大量磚茶、絲綢、棉布、藥材、瓷器、工藝品等運往恰克圖。

山西並不產茶，他們從南方收購茶葉，或者自己買下茶葉加工。晉商收購、生產、加工茶葉的主要地方是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臨汀，湖北崇陽、蒲圻、通城等地。這些地方也是這條茶葉之路的起點。通常的做法是，這些地方的茶葉經湘江、長江水路集中到武漢，從武漢經陸路用騾馬車送到山西，經張家口運出。張家口是當時重要的茶葉貿易基地。張家口再向前，主要有三條路線：第一條是經多倫諾爾通往蒙古及俄羅斯各地；第二條是經庫倫進入恰克圖和俄羅斯內地；第三條是從殺虎口（西口）到烏里雅蘇臺，再進入俄羅斯。

這條漫漫商路全長　5150　公里，其中從武夷山到恰克圖為　4500公里。在張家口之後進入茫茫沙漠，全靠駝隊運輸。每隻駱駝馱茶4　箱，由張家口到庫倫，每箱運費高達　3　兩銀子。其間的艱辛是我們今天的人想象不到的。

由駝幫運往俄羅斯的茶葉迅速增長。僅嘉慶二十四年（1819　年），運往恰克圖的茶葉就高達　67000　箱，約合　500　萬磅。按當時恰克圖的市場價格，上品茶每磅　2　盧布，中品茶每磅1盧布，下品茶每磅　盧布。如果都按中品茶計算，銷售額高達　500—600　萬盧布。利潤是對半。俄羅斯商人的利潤也與此相當。恰克圖每